将批评的触手伸向过去总归要保险和牢靠一些，不像给当代作品下断语那样冒险，一般说来，批评家在评论过去的经典作品时容易倾向于肯定的评价，这时候如果能做出大胆的否定评价反而能见出一个批评家的真正水准，有太多大作家是在死后才获得经典地位的，所谓“寂寞身后事”实乃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无能。
诗人胡宽和小说家王小波大约在十多年前相继去世，他们的创作历经中国当代文学公
认的比较繁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在他们身前有批评家认真对待过他们的作品吗？讽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倒是习惯于采用肯定性评价，当红不当红的作家们每一部小说出版都溅起一大片刺耳的叫好声，从莫言到格非到阎连科到余华无不如此，如此看来当代文学倒真是碰到了一个罕见的丰收期了，可是有几个批评家真正相信这一点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低俗而又无聊，就是不少批评家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下偷偷地将羊皮批在自己的身上，面对所谓的名作家他们出奇地温顺就像待宰的羔羊，但对于角落里正在诞生的杰作，他们却趾高气扬愚蠢地予以忽略。戳穿这一点非常无聊，但这就是现实。在近年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中，只有台湾年轻的批评家黄锦树发表在台湾《印刻》杂志上的一篇的短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直率地批评莫言近年的小说一直在重复自己，没有超越红高粱系列的水准。
对于眼下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来说，还有两个特别的困境，一个是如今的出版呈爆炸性增长，从庞大的文学垃圾堆中筛选出几粒小小的珍珠殊非易事，可是这不正是批评家责无旁贷的事吗？难度自然会带来成功发现“珍珠”时更大的刺激，那是给予卓越的批评家们的独特奖赏。另一个困境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水准实在可怜，既造就不了自己的文学大师，当然也就难以喂养出一流的批评大家。一流的文学家和一流的批评家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个文学贫瘠的时代要求批评家做出突出的贡献，实在说这也有点强人所难之嫌，而且反证出这仍然是“批评的年代”独特的无理要求之一。
困境归困境，可是有多少批评家真正地想从中突围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评价每个时代的批评状况，从高处着手从最好的批评着手也许会更准确一些，那些拙劣的出于功利的批评每个时代都有，只不过如今媒体的过分发达更加凸现出它们的丑陋，就像出版业的兴盛反倒映衬出文学的惨淡一样。那些拙劣的批评注定是短命的，时间是最具有道德感的，所有那些抱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文章，它一眼就能识破，并且马上送它进入文学那深不见底的坟墓，毫不含糊。
左拉说，他看书看到后来，几乎只是在看作者的个性和形象。我亦有同感，看小说诗歌如此，其实看批评文章也是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批评家中，我喜欢看李健吾、朱光潜、夏志清（尽管夏志清曾经撰文批评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李健吾评价过高）的文章，在更年轻的我较为了解的批评家中我喜欢江弱水和我的朋友黄灿然的文章，他们的批评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诚实和有见识。中国现当代批评家的形象最终将由他们去塑造，他们的存在（我相信肯定还存在我不知道或还不为人所熟知的优秀批评家）也许可以证明当代文学批评可能还不至于过分糟糕，如果和其他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比较的话。
凌越（广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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