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非常学生会”的主席，1932年夏天他在北大毕业前夕，找不到工作，却是胡适主动帮的忙。有一次，胡适出门在火车上，无意中在
一个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工业化问题》，指出：从海关报告册上来看，抵制日货的次年或第三年，日货输入反而激增，这就证明，中国民族工业不发达，抵制日货不是根本办法。不能怪中国人“五分钟热度”，而应该从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着手。胡适对此大为欣赏，当得知这还是一个未毕业的北大学生时，他一定要找千家驹谈谈。
他们第一次见面，胡适就问他毕业后准备在哪里工作，他说工作还没有着落。胡适主动介绍他去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对胡适一向尊重，有胡适的介绍，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后来，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就犹豫起来了。他去问胡适，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一说，陶孟和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胡适还介绍千家驹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另一同事翻译第一卷)，原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面，设有一个编译委员会，专门聘请国内的名流学者翻译世界名著，稿费每千字十元，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稿费标准了，青年千家驹不是名流，稿费减半，也高于一般的标准，是从英文转译的。本来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有合约，他们的稿子一律由商务出版。因为《资本论》篇幅大，计划分册出版，结果译稿交出去，如同石沉大海，音讯全无。胡适告诉他：“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正与南京主管当局商洽之中。国民党当局连《马氏文通》都当做洪水猛兽，怎么可能同意真正的马克思著作公开出版呢。实际上，商务已经把《资本论》的译稿排印出来了，第一卷而且印好了，只是未能发行，现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存有一册，成了海内孤本。第二卷也已看过清样，当然是没能公开发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这部译稿的下落也就不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