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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系列报道」
旅法中国作曲家新作27日世界首演,接受专访谈身处异国的创作感觉
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有一场颇特殊的音乐会:10月27日,德国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和斯图加特“新声乐独唱组”,将由指挥大师诺林顿执棒,世界首演旅法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看不见的声音》。同一晚还会有电影《红色小提琴》音乐的原声演绎者———约舒亚·贝尔的加盟,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等。
在首演前几天,已经成为旅欧代表作曲家的陈其钢回到北京,并写下了一段对新作的诠释:“这
是一首为6个人声和交响乐团的作品,但6位演唱者并不像通常的形式站在乐队前面,而是分散在乐队中,与木管和铜管声部在一起。这是”看不见的声音“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心理的: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看不见的声音“……
人物
陈其钢1977年师从罗忠熔。1983年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次年赴法国深造。1984至1988年获当代音乐大师梅西安赏识,破例纳为入室弟子。
从1988年开始,先后受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创作《梦之旅》、大型管弦乐作品《源》,受荷兰新乐团委托创作《水调歌头》。还应德国室内爱乐乐团之约,创作《道情》,应法国文化部委托创作《三笑》等。
此外,陈其钢还为张艺谋导演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创作音乐,应库谢维茨基音乐基金会委托,为大型交响乐团和民族室内乐团创作《蝶恋花》,为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创作《逝去的时光》。2003年全球发行CD专辑《蝶恋花》,被《留声机》杂志评为4月全球十佳唱片。2004应聘为斯特拉斯堡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成为法国音乐历史上第一位非法国人获此殊荣者。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陈其钢身边的钢琴是从法国运过来的德国琴。他说,现在作曲家都用电钢琴,把旧式钢琴废弃了,很可惜。
谈西方生活
在不同社会有人认同是鼓励
新京报:谈谈你在法国的生活吧。
陈其钢:在法国有一批很有质量的文化人,你不需要跟他们认识,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通过电视、广播,你可以经常听到这些人的讲座或者讨论,发表他们的观点,在这些东西里面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中国的电视就有所不同,调侃的比较多。
新京报:你在那里容易结识同行或朋友吗?
陈其钢:结识一个人就是交朋友,不是很必要。我没有太多交朋友的经验,尝试过跟一些同行交朋友,但交不成———大家都是搞音乐创作,不可能观点一致,天天都争论,有什么意思呢?讨论不投机,就不说了。
但平时我跟普通人交往很多,我喜欢泛泛地聊,不喜欢跟同行进行专业地探讨。跟同行最不容易说清楚,越专的人眼光越局限。
你跟很普通的人聊,他们的观点往往一针见血,不会绕弯子,也没有那么多框框。
可是专业的人往往说了半天,都不是实质的问题。写音乐,是因为音乐是抽象的语言,要是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你的抽象跟我的抽象一样的话,沟通是不需要说话的。为什么有些人见了面一见钟情,说不上什么道理,音乐也是这样。
新京报:那你怎样看待音乐评论家?
陈其钢:在西方,大家都认为音乐评论家是作曲家身上的寄生虫,趴在音乐家身上,靠音乐家的血活着,这样一批人并不是来支持音乐家,他们的目的无非想证明自己的重要。怎么证明呢?拿音乐家当靶子,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没有音乐家,他们就死了。实际上他们是在践踏一个人的劳动,很多人往往忽视了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所以在音乐界或者音乐评论界,又是一个极权的世界,不要说一般的评论,就是一个作曲家和另一个作曲家,都很难理解彼此怎么样辛苦,写出这么大一篇交响乐,上面有几十万个音符,都是一个一个写上去的,你就一句话,“什么狗屁”。
新京报:有人这样对过你吗?你很在乎?
陈其钢:有。很伤心的。
那个时候很在乎,因为那时关乎到我的生死存亡,让一个权威的媒体说你不好,下面所有人都不会理你了。现在我连看都不看。
新京报:你不关心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
陈其钢:通过作曲,可以让我的音乐被很多人听到,不像我是个工人,我说的话只有车间主任或者同事听见;我的音乐有很多人听见,他们的反馈就是你对自己的逐渐认识,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有时候很受鼓舞的。
新京报:有例子吗?
陈其钢:当然有。我对自己很关心嘛,经常在网上打“陈其钢”,搜索别人关于我的言论。看到在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社会里,有一个人认同我,对我就是一个鼓励,觉得活在这世上没白活。
就像张艺谋一样,他接触的千百万人,他的职业很理想,可以把艺术玩得很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人生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和人始终保持交流的状态。那么多我不认识的人,听着我的音乐哭得死去活来,很有意思。
谈《看不见的声音》
国外委托国内首演,难得
新京报:这次回来主要为了《看不见的声音》的首演?
陈其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一年六七十场演出,一般首演我都不参加,参加就不能做自己的事了。这次是因为,委托我创作的一般都是外国的团体,首演也都在国外,而这次是非常好的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委托我创作,然后在中国首演,这是一个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以前从来没做过的。
新京报:《看不见的声音》用了多久时间创作?
陈其钢:《看不见的声音》和《法国女人的梦》都用了四个月创作。每四个月要做一个重头的项目其实挺难的。但一般人不大理解,用流行歌来衡量的话:“写个歌要四个月?”我到法国以后才发现,他们作曲一般都至少要一年,看过去作曲家的简历中间,大的作品经常有跨度十年的。
新京报:2002年你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开过作品专场音乐会,你对音乐节印象如何?
陈其钢:可能没有人看出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音乐节,国际影响已经很大。
国际影响大,是因为余隆有一个宗旨,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其他各种“节”都很乱,只要赚钱就行,这样没法谈艺术质量,但北京国际音乐节到第八届仍然一直保持着它的宗旨。余隆还跟我提过2007年那一届音乐节要委托我写一个作品。
谈国内作曲家
我不应该过多认同他们的作品
新京报:你怎样看你的同学,现在都名声在外的几位作曲家———谭盾、郭文景、瞿小松?
陈其钢:我觉得我们这班同学是很了不起的一帮人。每个人的性格都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说起来,都有“文革”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包袱,有些人因为这个包袱抬不起头来,有些人变得更有胆量。
新京报:但是现在都很少交流了。
陈其钢:交流少的原因是因为都不在一起,没有机会。有时候谭盾到巴黎,演出之余有时间会打电话来,我们一块吃饭。但作曲是很个人的事情,像写书一样:我写我的书,凭什么跟你交流啊?
那么我是听你的还是不听你的?如果你过多认同别人的话,你绝对不是个好作曲家。
新京报:就是说你不认同谭盾他们的创作?
陈其钢:不是不认同,是不应该认同。如果什么都认同,我肯定不是个什么东西。
新京报:他的作品你都听吗?觉得形式在他的作品里很重要吗?
陈其钢:有的听,有的没有机会听。他是很注重形式,但他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每个人掌握形式的比例不一样,这由各人性格决定。其实从个人的追求上看,我们从根本上是一样的。但在文化领域里面,永远有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到处都有。
谈郭文景事件与音乐教育
罢演没道理,教育坏在重技术
新京报:上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艺术节,郭文景扣下了《英雄》总谱,没让国交按计划演出,因为作曲家认为一天排练时间太少。
陈其钢:去年丹尼尔·哈丁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我的一部作品,他看谱前说只要一小时就能拿下了,他拿到谱子时就傻了,我也差点就不让他们演了。可是这次斯图加特乐团排练时间那么长,还是令我意外。乐团这次来演出的重点是在我的作品上的,其他的作品都是一带而过,我这个作品,这样专业的团体排了那么久,我从来没见过。其实一流的乐团,像伦敦交响乐团,排一小时就行了。
郭文景罢演没道理,排一天,而且排的是并不难的作品,应该够了。那样的作品在国外要求乐团花很多时间排练完全不可能的。但我这部《看不见的声音》有难度,尤其是唱,跟管乐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这对唱来说要求非常高。斯图加特是我合作过的最喜欢的乐团,指挥诺林顿以前是指挥巴洛克音乐,乐团都不用揉弦。
新京报:前几个月迪图瓦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制度提出微辞。你怎样看国内的音乐教育?
陈其钢:音乐教育制度跟文化教育制度都有同样的毛病:只重技术,这问题很久了。怎么办?
新京报:你没考虑教学?
陈其钢:没有。教学是另外一回事,要对很多人负责,要花很多时间。我们要影响的不仅是一部分人,而是一大批人。
谈音乐创作
好作品都应该是个人的感受
新京报:你的创作都基于个人感受上,有没有想过以社会、现实为题材?
陈其钢:好作品都应该是个人的感受。社会的问题和个人的问题是一个逻辑,直接相关。衣食住行不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没有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社会上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有时候人们说我怎么老写这么些小事儿,我说这是大事儿,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新京报:平时你阅读吗?
陈其钢:我每天晚上睡前读,作为娱乐来看书,逮一本,拿过来就看,有时候看到好的会拿笔记下。现在看的一本是流行的:《达芬奇密码》。我看书不会睡着,总是要很艰难地把它放下,有时候很可能到凌晨三四点钟了,心里开始难受了,天快亮了,就必须放下了,不然会影响别的事情的。
新京报:一天里你在哪个时间段进行创作?
陈其钢:白天。除非到我每个作品写到最后,那时就不分早晚了。但在作品一开始,就像上班一样,因为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就必须老老实实坐着,不能动。
新京报:《蝶恋花》和《法国女人的梦》都以女人为主题,你这些作品中的女人,是生活中的模特,还是臆想中的形象?
陈其钢:《法国女人的梦》不仅写女人,主要是写男女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时的感觉,这种感觉所有人都有,不是我个人的事儿。《蝶恋花》很自然,很人性化,完全是自己在生活里的感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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