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踏入西单图书大厦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经管类图书，从不知疲惫地伫立在那里阅读的读者人数来看，你会毫不怀疑这类书籍确实就是支撑着出版业繁荣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无论是被奉为“CEO圣经”的《杰克·韦尔奇自传》，还是成君忆的本土化管理书籍《水煮三国》，或是引发管理书打假风潮的《没有任何借口》······任何一本管理书的热销，似乎都会引发一场从普通读者到出版业和管理界的同样热烈的讨论。
一个被热烈议论的话题是，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吗？有人在到处宣讲中国式管理的理论，也因此带来了书籍的热卖，但存在这样的捷径吗？如果一种中国式的管理模式确实是可能的，它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以深入浅出阐述枯燥的经济学理论见长的经济学家梁小民，借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话说，管理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原理运用到现实中去。他还指出，探索中国式管理的困境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人治的传统，这种文化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很多企业家采用人治的方法进行管理，而这样的传统，是今天必须摒弃的。管理专家姜汝祥指出中国企业缺乏高尔文精神（以人为本的持续增长动力），中国的员工惯于把“家”的观念扩大化，不认为自己与企业是商业关系，甚至把企业当成自己可以依赖的家长。因此，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差距就在于我们的文化本质，对于在小农文化中衍生出来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这番话确实令人震撼，甚至让人不解。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中国的明星企业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进军海外的计划，并开始将其付诸实践，海尔在美国设立了海外分公司，联想收购IBM，雅虎中国也并入了阿里巴巴……就在我们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业绩沾沾自喜之际，这些话却在敲打着我们的痛处：不是早就有了著名的张瑞敏的日清日高的“斜坡球止”论和柳传志的“龟兔赛跑”论吗？怎么还有人说我们是小农的后代，我们的企业仍然在为缺乏工业文化传统的管理模式买单，中国一流企业与国外一流企业的差距还是在“人”而不是技术或者规模呢？看来，韦伯先生早就在《儒教与道教》中指出的我们的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那中国企业家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如果学者的话因其缺乏管理实践而令人满生疑窦的话，那企业家自己的看法至少还可以让人信服吧。现在不少内地企业家都在学习一位台湾企业家的成功经验，这位被称为“台湾IT教父”的施振荣先生的话，却再一次打破了我们良好的自我感觉。他的管理模式虽然借鉴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思想，但却不同于绝大多数华人企业，与那种集权式的、家族式的经营模式不同，他建立的是一种高信任度的、分权式的管理模式。在宏基这个已经全球化的企业里，甚至开始大胆地实行了无国界的管理方式。看来，要将东西方两种管理思想合流，探索真正适合中国企业的本土化管理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
有人说过，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是市场领域的“政治家”，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转型，确实是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启动的。
看来，缩小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让我们的企业管理模式实现从小农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型，其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深刻含义也是不可忽视的。
文琼（北京编辑）请见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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