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诗人，大约从刚刚萌动写瘾开始，就本能地抢先写风，写花，写雪，写月。后来成了大诗人之后，可以写各式各样内容，但从不涉及风、花、雪、月的很少，近于没有。倒是以此筑成名篇名句的颇多。贺知章诗中的“二月春风似剪刀”(风)，杜甫诗中的“感时花溅泪”(花)，柳宗元诗中的“独钓寒江雪”(雪)，岳飞词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月)，若是将诗词中的风、花、雪、月四物换掉，易之以它物，无论是景物本身还是诗句本身，很可能都会扫兴。
中国的古人(尤其是诗人)对风花雪月四物都有特殊的偏爱，有别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追根溯源地说，农业文明曾是中国的基础文明，第一文明。假如世上没有像样的清风、繁花、好雪、朗月，往往与灾年、灾象同义。
后来有人曾将“风花雪月”作为成语使用，指的是文人、文学中的闲情淡意，俗笔虚墨。这样的看法，有时是对的，而有时是一种成见、偏见。人若是对风花雪月都无情无感，任什么“豪情”都不太可信。即使大有作为的人物，也不会绝对地疏远风花雪月之情。刘邦诗中的“大风起兮云飞扬”，毛泽东诗中的“战地黄花分外香”、“梅花欢喜漫天雪”，还有曹操赤壁大战前夕吟咏的“皎皎明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句)，都是对他们豪情的浸润和渲染。
近人写的现代诗中，专门吟风、咏花、赏雪、赞月的文字日趋减少。即使以之喻情，也不是咏叹自然景物本身，而是另有“新”意，如人的物欲、情欲之类。其实，只要是我们戏弄或亵渎、冷淡或摧残自然景观，任何美情、才智都有可能扭曲为矫情、不智。
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时，郭沫若先生曾写诗赞美工厂烟囱中的烟团，喻之为黑色的牡丹。他没有超前地呼吁人们警惕工业污染，这就是不智。
后来，琼瑶的一本书曾以“月朦胧鸟朦胧”为书名。但愿那样的“朦胧”真的很美，而不是对空气污染的欣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一度走俏。那样的“朦胧”是褒义词，指的是人心人情向现代化的演进，至于对自然环境、生态状况，诗人是无意关注的。到了今天也是，太多的“现代诗人”、“新潮诗人”、“先锋诗人”，可以刻意地入微观察异性的睫毛或汗毛，随意地无序撩动人们的奇思或怪思，但很少有人去感受一下我们眼前的风、花、雪、月是怎样一种模样。我的担心恰恰在于，当人们(尤其是诗人)日益冷落了自然面目，连一首像样的写风、写花、写雪、写月之作都拿不出，任凭风在扬尘，花在枯槁，雪在贫乏，月在浑浊，诗和诗人本身也很难有什么可信的灵性。
当春节、春天、春季到来之后，一切“青春派诗人”都去书写只有两性意识的“怀春”之作，对自然景观中春风、春花、春雪、春月闭眼不看，转身走远。这样做，我看连两性之间的“怀春”品位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王昌龄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其中的怀春之意，是将自然世界的春和精神世界的春都写进去了，在水平上较之今诗，不知如何?
风、花、雪、月，大文章也。千年万年之后，但愿仍有写头。当然，前提之一是：风要趋于真清，花要趋于真鲜，雪要趋于真美，月要趋于真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