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便开始学习记日记了。老师说：记日记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记录下你生命的轨迹，铺展你生活的轨道；二是能够锻炼你的写作水平，每一天的日记便等于写一篇作文；最重要的是可以很好地检讨你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得与失，及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你一辈子都受益无穷。
这位老师年高德劭，为我们家乡的名士，曾经受过高等教育，可谓学富五车，因逃避
战乱，才隐居在乡间，屈尊执教鞭以谋生，但他并没有因“屈尊”而敷衍，而是严肃认真，诲人不倦，乡亲们都非常尊敬他。所以他的话我们学生都认真聆听，并照着去做。因此，从那时起，我便听老师的话，学着记日记，从学校记到工作岗位，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迫停下。十多年来，我断断续续记有十几本日记。其中，多半记述我自认为生活中的“大事”，但也有的像“流水账”似的，记叙一点日常生活琐事，篇幅都很短；不过，有时对某时某事某人感触较深，便长篇大论地记下自己的感受。日积月累，皇皇数十万言，偶尔翻阅一下，便唤起旧时的回忆，意趣甚浓；对创作也大有裨益———实际上是一种写作素材的积累。在我创作长篇小说《大学时代》时，曾经整篇满幅地化用日记的片断，真实而又生动。因为尝到了记日记的甜头(越发感到当年老师教诲的英明、正确)，便想长期坚持认真地记下去，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
谁知文化大革命的遽然到来，一下子改变了我的这个习惯和想法。原因很简单：我看到了一幕因为记日记带来的悲剧。
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某一大型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和我在同一个科室的一位名叫刘西戎的同事，是一个业务精湛、肯于钻研的技术员。而且他还爱好文学，和我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我们彼此很谈得来。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特点的人，平日孤高自许，落落寡合，不大与人来往，特别是不怎么靠近党、团组织，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理所当然被看作是落后分子、“白专”典型，自然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批判的对象。这次“文革”运动一来，理所当然被列入“横扫”的范畴，很快便被运动积极分子揪了出来，当作重点的“专政对象”关进“牛棚”。
这样的牛鬼蛇神肯定要被抄家的，而且是第一批。可是，他是一个单身汉，住在集体宿舍内，是无家可抄的。但那些久经锻炼的积极分子们是有智慧、有办法的，他们从集体宿舍里把他惟一的“家底”———一只皮箱搞了出来，翻个底朝上。不过，令积极分子们失望的是，箱子里除了一些长久未拆洗的旧衣服和鞋袜之外，别无长物。老天不负苦心人，翻查到最后，终于又有了新的发现：有20余本装帧精美的日记本放在箱子的最底部。
积极分子们当然是如获至宝，把这些“战利品”带回“清查室”，又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极高的工作效率连夜进行审核。这些东西一经积极分子们用“革命的显微镜”仔细查看，立即从中发现了大问题：原来这些日记，是刘某在解放前夕到事发时的全部生活记录。这家伙不但工作细致严谨，日记也记得有条不紊。20余年的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包括他的恋爱活动)都毫无遗漏地、极为工整地呈现在那一张张雪白的纸上。特别值得人们高兴的是，他竟把解放初期自己对党和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满，对周围的同事———尤其是对某些积极分子们的鄙视和不屑，也毫不隐瞒地暴露出来。于是，这个“反动家伙”的狐狸尾巴一下子被抓住了，积极分子们不禁弹冠相庆。前一阵子连日紧张的批斗，都被他狡猾地用长久的沉默和简单的“没有”混过去了，现在，有你的反动日记在此，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个“顽固堡垒”就这样一下子被突破了!人们把日记中那些反动的段落，抄写在大字报上，张贴在办公室的走廊上，供广大革命职工阅读和批判。
与此同时，对刘某的批斗也就更加严厉、更加频繁了。积极分子们(现在已经称作造反派了)不仅狠狠地触及了他的灵魂，也狠狠地触及了他的皮肉。
老刘原本是个羸弱多病的人，哪里经得起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如此严厉的“痛击”?就在一次“牛棚”放风的时候，这个已被打翻在地、步履艰难的牛鬼蛇神，居然出人意料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逃脱看守者的“守护”，爬到附近一根高达数十公尺的大烟囱上，而后纵身一跳，摔得粉身碎骨。当我们这些和他同一科室工作的幸存者被召集到死者的现场对其自绝于人民的罪行展开批斗时，他已经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了。当然，他也听不到人们义愤填膺的批判了。看到刘某这样的下场，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臭老九”们，无不心惊胆战；由于我平日和他过从较密，更是惊悸不安，心潮难平。追根溯源，这不都是记日记给他自己惹的祸吗?我不禁突然想起我的家里仍然藏匿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的十几本日记，那可是埋在我身边的定时炸弹呀!必须及早清除!否则，落到造反派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尽管批斗会开得热火朝天，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只顾暗自心惊肉跳地想自己的心事，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好不容易盼到批斗会散场，我以最快的速度，溜回我的家中，气喘吁吁地对我的妻子说：“快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烧了!”
“什么东西?”妻子问我，“没头没脑的。”
“我的那些日记。”我仍惊魂未定。
“烧它做什么?那可是你的宝贝疙瘩呀!”妻子是了解我的，因为我平日把这些日记看得比什么都贵重，谁也不许随便动它们一下。
于是我惊悸地对她叙述了刘西戎悲惨的下场。顿时，她也吓得变颜变色了，立即说道：“那就赶快处理掉吧!只是太可惜了。”
我说：“保命要紧，其他什么也别想了。”
就在这一天夜晚，我们俩将这些“宝贝疙瘩”放在烧饭的灶眼里，一点一滴地烧为灰烬，未留下片纸只字。看到最后一页日记燃烧完毕时，我才惊魂稍定，但，一种无名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它们对于我来说是无比珍贵的呀！在那些不起眼的一页页纸片上，记载了我少年的欢乐，青春的情愫，事业的烦恼，创作的甘苦，爱情的得失和命运的坎坷……我幻想着当进入耄耋之年再来回首往事时，重新翻阅那已经发黄的篇页，有多少鲜活的画面会在我昏花的眼帘里回映?面对绕膝的儿孙，向他们讲述我青年时代的逸闻趣事，该是多么地惬意!而今，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了。我一时陷入无尽的悲望之中，眼前是难测的茫茫险途。
妻子见我此时的情状，不由怜惜地抚慰我说：“别难过了，过去的一页就让它永远地翻过去吧，一切从头开始。”
哪里还有什么“开始”?从那一天起我再也不记日记了。在此后那波澜壮阔而又荒唐的十年，有多少值得记述的人和事、情和景啊!但，除了一沓沓检讨和认罪书外，我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呜呼哀哉!
这种余悸一直在我心里留存十多年，直到我奉调来京工作。新的工作岗位，新的生活环境，新的人际关系，加上面对已经远去的翻烧饼般的整人的岁月，余悸被日渐宽舒的心态所代替，我又记起当年老师对我的教诲，才重新拿起笔，在崭新的日记本上，记下了对生活新的感受。
但愿我能够长期地记下去，不再发生曾经有过的荒诞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