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诗歌节诗歌论坛侧记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诗歌一直处于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两难境遇。这个尴尬的问题不仅折磨着激情四溢的诗人们，也制约着中国诗歌的发展。近日，在马鞍山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上，高层次的诗歌论坛就将“民族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作为研讨的主题。围绕这个宏大的课题，专家学者们有备而来，各抒己见，为会议带来了丰富的资讯和深刻的见解。
回归古典——格律诗火爆诗坛
当今的诗歌界，复古的风潮渐成时尚。以发表格律诗为主的《中华诗词》，过去的发行量只有几千册，现已达到2万册，全国有各种诗社480余个，从事古典诗词创作的人达百万之多。著名的《诗刊》杂志也将旧体诗从2页曾加到了4页。而180首必背古典诗词篇目被收入中、小学课本，也极大地充实了古典诗词创作与欣赏的后备力量。
对此，北大新诗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谢冕先生说：自从胡适、梁启超提倡新诗，把古典赶出去，我们经历了百年之痛。“五四运动”以后，人们以写旧体诗为耻，但新诗又像白开水一样难喝。现在，旧体诗汹涌澎湃，是因为人们怀念得太久。他说，他是在迷蒙中感受马鞍山的，这里处处都有古代诗人留下的足迹，空气中似乎还飘着他们美丽的声音。古典诗词时时刻刻都在对现代诗人产生压力，但我们追不上他们，为什么我们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诗？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先生认为，格律诗的复苏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二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古体诗的创作和流传；三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虽然新诗得到了胡适等人的大力提倡，但旧体诗的读者仍超过了新诗的读者。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瑛先生说：过去写传统诗的作者比较年长。现在，年轻人也喜欢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写诗。这说明，传统诗词具有永恒的价值。
走向现代——新体诗令人期待
中国的新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诞生是诗歌界的一场革命，新诗在宣传科学、民主、进步方面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新诗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在有些诗人那里不免走入歧途。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先生列举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无视中国传统、远离生活、极端个人化、故弄玄虚、晦涩难懂等等。
首都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思敬先生也有同感。他认为，有的诗人和诗作“小步舞”、个人化，是不负带任何价值的游戏和自顾自的语言狂欢。但他认为，这种消解深度的创作倾向与重建诗的良知是并存的。他列举了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几位年轻诗人的自白，他们都强调诗歌要面对民族的命运和苦难；要介入时代；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抛开小情小调。吴思敬还当场念了两首诗：《杏花》和《妈妈》，让人们看到了当代诗人对西部少女的命运的关注和对母亲苦难闭塞生活的追问。吴思敬说：有人对当下诗歌存有偏见，认为诗歌的精神在沉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诗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诗人正在走向边缘，但诗的火种是不会灭绝的，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年轻的诗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世纪交会——创造新诗歌文化
在谈到中国诗歌的发展时，西南师大中国诗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吕进先生说：网络与读图时代对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诗学应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但现代诗学还存在致命的问题———既与传统脱节，又没有真正消化西方的东西。民族性不是封闭的别称，诗人有祖国，但诗歌无国界，我们应该用现代诗来衡评古典诗，以达到民族性与当代性的统一。
谢冕先生扼要地指出：新诗的理论支撑有问题，它是在外国诗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应该把新诗放在古典诗的基础上发展。民歌就是以五、七言为基础的，它自然就有民族性。
新诗与旧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它们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就不同。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先生认为，古诗是在小农经济中产生的，因而，它更多的是表现古刹钟声、小桥流水、田园风光。今天，大工业生产，英雄、爱情等内涵都有所不同，诗的表现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新诗歌文化的创立既要有古典文化作支撑，也不能陷入陈旧与迂腐之中。
李瑛先生说：经济腾飞必然会引起诗歌活动的高涨，参与时代变革是诗的光荣。诗歌的发展一直同民族的发展相联系，当代诗人应该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反映生活。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诗歌的繁荣程度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比的，诗的形式和语言值得我们研究，任何形式的一统天下都是不可能的。神六的发射成功，青藏铁路的建成等，显示了我们民族的崛起，它必将激起诗人的情感，投入到新的诗歌的创作中。
诗人兴会更无前。诗歌论坛作为首届诗歌节的一幕重头戏，将以它的精彩和高水准载入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除了大陆诗坛的重磅人物，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德国、巴西、墨西哥、韩国、伊朗等国的诗人也参与演讲，充分体现了全球化浪潮中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外国的诗人都有精彩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德国诗人的话：“不要对诗人指点方向，那就是给命运指点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