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思温
(北京，在读哲学硕士)
《莎士比亚传》雨果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
《不够知己》温宁源著，岳麓书社2004年1月版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张旭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经典小说的作者雨果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作为浪漫主义文艺运动领袖，雨果的文艺理论和艺术手法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本书不仅是莎翁传记，更是雨果借此表述自己文艺观点的作品。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巴黎圣母院》里对建筑艺术的长篇大论中已领略过了。实际上在先前引介到中国的《论拉辛与莎士比亚》中，雨果就简要表明了他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看法。这一看法与其说是艺术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雨果很坦白，古典三一律如何去表现长年累月的革命战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一定给雨果很大启发。今天来看莎士比亚在欧洲的接受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德两国艺术家抢在英国之前首先发现了莎翁的价值。《莎士比亚传》里对文艺与科学、天才与群众、文艺与社会、作家与贫民、教育与启蒙的深入探讨表明，法德艺术家接受莎士比亚与这两国的思想变化与政治变动有直接关系。平稳实现光荣革命的英国既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更没有德国人意欲自立于欧洲的雄心，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就已足够。布鲁姆更提醒我们，那位与早逝的莎士比亚同代的剧作天才马尔罗的艺术功力远不在莎翁之下。经典是如何成为经典的？《莎士比亚传》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不够知己》原名ImperfectUnderstand－ing，中文翻译出自钱钟书之手笔。作者温源宁(1899－1984)若没有这一本散文集子，怕是早已沦入被人遗忘的角落了。温先生一生无足称道，历任北京大学英文组主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等，1947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派驻希腊大使，1968年定居台湾直至去世。《不够知己》原为温先生用英文著成，连载于三十年代的《中国评论周报》，后由温先生挑出其中17篇由上海别发公司出版单行本。这一本则收全了温先生“不够知己”专栏的全部散文，其中写尽了学界名流如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辜鸿铭、梁宗岱等几十人的才情风华，蜻蜓点水却字字珠玑，传神无比。如写胡适:“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对这么一座湖，我们并不关心它的深度，只欣赏它的湖面。”写吴宓:“他把道德和艺术混合在一起，乌烟瘴气，常常谁也摸不清他发表言论所谈的是文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写徐志摩:“哪个女人也不要以为志摩爱过她而得意，他仅仅是爱过自己内心里的理想美的幻象罢了……”更妙的是写辜鸿铭:“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他会首先剪掉……”读罢重温了一遍老旧学人的精神世界，也感到如今学界多了一份专业，却少了一份率真和有趣。
西方普遍主义历史话语是否能够放之四海皆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如何确立其主体性是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在作者看来，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是以普遍性的面目而出现，并以普遍性的方式发展和扩张。我们对于西方普遍主义过分迷恋的同时恰恰忽视了西方文明在历史中逐步确立其主体性的过程。张旭东所精心选择并加以阐释的几个思想家:康德与黑格尔、尼采、韦伯、施米特，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所展开的。以康德为代表的普遍主义世界伦理和世界公民的理论设想与康德时代德国在欧洲的境遇以及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急需在世界之中进行自我确证有着本质的联系。尼采的根本关切则通过其早期著作、道德的谱系学、超人学说及永恒轮回等相当明确地揭示出来，即他对欧洲衰落的判断以及复兴欧洲文明的抱负。而针对国内社会科学奉为金科玉律的韦伯的事实与价值两分的方法论，张旭东则把它放置在韦伯所处的德国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加以考察。这种价值无涉恰恰蕴涵着韦伯相当深厚的政治关怀。而施米特则直接点出了普遍主义背后的真实意图:划分敌友。张旭东梳理这一思想史的最终关切在于确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而拒绝盲目认同西方普遍主义。在今天任何奢谈普遍主义的论调都必然是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明正如西方文明那样是以普遍主义形式出现的特殊。这种特殊正是一个文明所赖以建立的根基，也是生活在文明之中的民众和国家所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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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传》雨果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