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
(广州，大学教师)
《穗子物语》严歌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卡夫卡:地狱里的温柔》林和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版
《疯癫与文明》福柯著，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长篇小说在今年出现了丰收盛况，像约好似的，余华、毕飞宇、刘醒龙、贾平凹等都陆续推出了长篇。海外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在十余年的异域经验写作之后，今年不独出版了长篇小说《穗子物语》，而且回到了她出国前的写作题材:从作者的个体经验出发，叙述人物在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成长，以个人化的视角突显无所不在的历史创伤。
在《穗子物语》中，我们看到虚构之花在个体生命经验的基础上渐次绽放，闪烁着朴素淡静的光芒。小说开篇这样写道:“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当严歌苓将成年穗子置于想象与回忆的河流时，叙述犹如一道优美的弧线划过辽阔的苍穹，将我们从麻木的现实带回慌乱的童年时代。我们于是跟随穗子回到半周岁的摇篮里，眼睁睁看着母亲那只穿高跟鞋的脚一脚踢来，束手待毙开始多舛坎坷的人生。及至穗子少女时期的艰涩成长，到文工团时期的情爱挫折，是个体的成长史，也是连缀生命细节的心灵史。
隔着漫长光阴虚拟的女孩穗子既有严歌苓的真实经验，也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搀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作为小说家的可贵之处，严歌苓一直知道如何将真实提纯，同时将虚构最大限度地艺术化。
卡夫卡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这个囿于尘世的迷途者，这个误入世俗的独异者，当他说自己在描写现实时，他只指向自己的内心，对他而言，那里的一切才是现实: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不断打洞搬家的小老鼠，被父亲判决跳河自杀的格奥尔格，为自己开动处决机器的军官，孤傲决然的饥饿艺术家，一生都在努力进入城堡却终无所得的K，这一切看似是世界的幻象和虚拟的现实，却在百年间被一再证实那就是现代人的命运。
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天才的样子时，会有如下矛盾的词语交织成百感交集的印象:真纯，惘然，失落，绝望，隐现的泪光，微茫的希望。在《卡夫卡:地狱里的温柔》里，我刚好印证了自己的这种印象。当林和生把目光投向一个世纪以前的布拉格，注意到这个天才是如何在童年时走过阴郁的小巷，如何与父亲在内心对峙，如何挣扎过幽深的青春，如何在爱情与婚姻之间起落沉浮时，他也就为我们塑造了卡夫卡的悖论形象:阴惨的地狱气息和温暖的人世洞察。历史的吊诡不在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密布于个体生命的细部。
买来福柯的书已经很久，却迟迟没有勇气翻开。太多深奥的理论书、学术书都在谈福柯，仿佛不如此就无法证明自己对西方理论的烂熟于胸。直到有一天晚上打开《疯癫与文明》时，却惊讶地发现福柯的文字极具文学色彩，理性的逻辑叙述中不乏感性的细腻和生动的描述。让我再次痛切自己为什么不像导师说的那样去做:进入文本。
中世纪时，麻风病因严厉的隔离消失了，紧接着，“精神错乱者”接替了麻风病人的角色。当一艘艘装载疯人的愚人船被送到茫茫大海上与世隔绝时，疯人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被交给了不可捉摸的命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一从中世纪开始的放逐疯人的行为最终演化为一个独立的看似文明的机构:精神病院。疯癫被视为人类的异常，疯人/理性构成未成年人/父亲的对应关系，理性执导着父亲的权力，统一规范疯人的行为，将精神病院变成“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源于生理和心理之病的疯癫一步步被抽象化，被转换成情感倾向甚或道德评判，连同疯癫的身体也被视为恐怖之物。
然而，作为在世的流放者，人类中的某些个体究竟有何能力与权限去规范压制另一些个体？理性作为人类的洞见维度，当它不独为人类带来文明的发展和物质的进步，而且带来对他者的压迫时，我们又该如何直面理性的极端？在《疯癫与文明》中，我们看到文明扼杀的不是异于理性的疯癫行为，而是意图消绝一切的不整齐、不规范、不服从。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把这句话反过来，就是王小波说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由是，我们的文明进展了，我们的幸福却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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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子物语》严歌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