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理论
熊国华(文学教授)
诗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诗歌现象、风格、流派作一般性的描述，而是要在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中尽力发掘诗歌创作的内部规律，在以往诗歌演化的基础上研究一些可能调控
文本生长的样态，并在众声喧哗中提出富有个性的独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研究者思考的精微与深刻。《中国新诗学》在以上几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中国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以来，至今已走过80多年历程。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民族的灾难与新生、历史的沉痛与巨变、人性的丧失与复苏中崎岖发展，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然而，新诗批评和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在新诗学的研究领域相当薄弱。近读杨匡汉先生的《中国新诗学》，堪称一部体大思精、富于建设性和美学价值的诗学专著。
《中国新诗学》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把中国新诗作为一个完整的诗学系统加以研究。全书分为十一章:诗性智慧、深谷体验、诗情的物化形态、诗思的呈现方式、艺术的时间、缪斯的空间结构、诗之传学、诗之接受、此岸与彼岸的汇通、关于诗的对话、诗学前沿，涵括了诗歌的发生、本质与特性，创作主体的诗性体验，抒情诗和叙事诗的特点，意象、表象与意境的分别与构成，诗歌的时间艺术，诗歌的空间结构，诗歌的语言与传达，诗歌的接受，大陆与台湾诗歌的分流与共享，诗歌的多元对话，诗学的前沿思考等。也就是说，其研究范围涉及到诗学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各个环节，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孤立的研究，而是完整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这同有些虽然印着“××诗学”的书名，其实是一些论文的拼凑，或者只是研究诗歌某个方面、某个诗歌流派的著作，在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现代诗学的宏观建构上有了新的突破。
诗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诗歌现象、风格、流派作一般性的描述，而是要在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中尽力发掘诗歌创作的内部规律，在以往诗歌演化的基础上研究一些可能调控文本生长的样态，并在众声喧哗中提出富有个性的独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研究者思考的精微与深刻。《中国新诗学》在以上几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例如:作者把以诗的方式掌握世界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归纳为“历史的诗化展示、诗情的审美判断和创建‘人的世界’，这三重视界的融合”；把中国新诗形象本体概括为“神本”、“物本”和“人本”，并指出这种转向“是诗向自身的回归”，“是一种艺术符号和审美价值的转换，是以追求人的内心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向封闭的艺术世界索取自由”等，这些都对新诗创作有很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杨匡汉在书中多次强调诗人的“真诚与良知”。其实，“真诚与良知”也是诗歌理论家应有的品质。理论家要有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要坚持真理，要有敢于在诗歌弊端、错误观念面前说真话的勇气和力量。他反省多年以来流行的诗史研究，认为:“那种以革命发展阶段去剖析诗歌艺术现象，那种从‘配合政治’出发，以为时代诗情只能化作战鼓和号角式的歌吟的诗学见解，未必是现代诗歌的全面展现，也非常可能将一种偏执导向过分地夸张。”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作为一定时代、一定文化和一定个性的精神产物，诗的首要条件是美的价值的实现，是成就从情感到灵魂的塑造。”也就是说，诗首先要是“诗”，这对长期以来习以为是的观念是一种反拨，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诗歌批评首先应面向今天，对当下诗歌创作发出自己真诚的声音，而不应当采取媚俗的或者回避的姿态。“当我们对这些年的诗坛做冷静的省察，不难发现存在着两种向度的涌动:一类诗歌照旧是对生活表象、事件过程的平面化的诗意形容，传达的是泛社会情绪和泛公共情感，并未见得有个体体验的深度介入，亦无人类普遍精神象征的高度提升；另一类诗歌在嵌入个人情感乃至心里隐衷时，由于对个体的偏执而滑向对于琐屑的放纵与煽情，其灾难性的后果，即演成平庸、无聊、自怨自艾式的喋喋不休。”除了对诗坛的弊端提出善意的批评，杨匡汉还进一步指出:“诗歌创作是极其崇高而又富于个性的精神现象。诗应该是在‘个体砖块’的金字塔上，闪耀着和辉耀着既是个性又通会共性、并非个体又拥有众多个体、既入世又出尘的思想与智慧的光芒。”他鼓励诗人拥抱生活、拥抱世界、拥抱人类，“超越狭小的一己经验，而是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人生，理解人生，升华为诗，并把外部的自然变成解放内部的符号，记录人生的一次次向上的搏动”。
《中国新诗学》无疑将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新诗学的“建设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思考的沃土和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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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学》，杨匡汉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