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立场
洛夫(诗人)
我一直认为，在当代中国诗坛，沈奇的诗歌评论可谓当行出色，其立论之精准、推理之周延、措辞之典雅，均属少见，尤其面对诗歌现实和诗歌文本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
耙梳到个案评析，都能有效把握，精彩表述。所成文章，立论鲜明，态度诚恳，有担当，有情怀，言必中理，且不乏文采，好读有味。使我常想到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那句话: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在为数不多却品质优良、研究台湾现代诗卓然有成的中国大陆诗评家中，我认识的有刘登翰、任洪渊、陈仲义、李元洛、龙彼德、陶堡玺、章亚昕、沈奇等位，其中有的长于宏观观照的理论把握，有的专注于探幽析微的个别评述，而沈奇则两者兼擅，所述、所评、所论，无不精深独到，相当杰出。
沈奇与台湾诗坛的因缘甚厚，他对台湾现代诗的观察与评价，当然不仅出于情感因素，更不是自居中心，站在高处俯视彼岸的那种非理性的优越心态，而是以对等的、超然的、专业性眼光来看待台湾现代诗，并客观地确认其在中国新诗版图上应有的历史地位。在一篇我和他的对话录中，我们曾极其严肃地讨论到这个问题。他的一些意见我认为至关重要，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一般台湾诗人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从未加以省察深思，我则开始一惊，继而深有所感，恍然大悟。
他首先提到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提出“建立大中国诗观”这一命题，而这一命题涉及了百年中国新诗的历史书写、版图梳理和对台湾与海外华文诗歌重新定位等大问题。沈奇认为台湾第一代诗人(一九四九年赴台如笔者等)恐怕从来就不乐意被“历史老人”认领为“台湾诗人”。他说:“台湾诗人本来就是中国诗人，一脉相承的大版图中一个特殊的板块而已，可长期以来两岸一直各自为政，各自以我为主为重。本来大陆诗坛应更主动些，却一直在各种的历史书写框架中，屡屡将台湾与海外诗歌单列，不予整合，成为症结，困扰至今。”同时，他又提到一个同样被一般人所忽略的观察，这就是:“台湾这块土地，这段双重放逐的特殊经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重要诗人，也造就了一段相当悲壮的诗歌历程，有它与这块土地和这个时代血肉相连的体验与记忆，因此而骄傲与自豪，便也难免常有独书历史又何尝不可的情结。”事实的确如此，这可说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与孤岛心态的部分台湾诗人的一块血痞，尤其近年在“去中国化”的政治符咒蛊惑之下，他们对能否纳入中国新诗的历史版图毫不在意，而他们所谓的“骄傲与自豪”，并不是建立在诗艺的高超、作品的成就上，而是建立在与诗无关的“本土性”和“主体性”的狂热追求上。其实，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历史，从来没有能与政治撇清关系，新诗的历史定位，将来势必取决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书写者的解释权。不过，这对一向怀抱“大中国诗观”的我来说，不能说不是严重的历史错位和难以释怀的内忧。
沈奇对台湾现代诗研究的另一创见，是他的新诗“三大板块”论，并在论及台湾现代诗这一板块时说:“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中国新诗的一次特殊繁荣期，因政治困扰而偏离正常发展渐趋萎滞的新诗进程，在这里得到良好的承传和拓展，使这一板块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在整个中国尚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大背景下，这一定位之论，堪称空谷跫音，弥补了历史的缺憾。
沈奇最早接触台湾现代诗，缘于与《创世纪》诗社和其诗人们的结识。他的这部论集的卷三“台湾诗人论评”，其中被论述的诗人近半数是《创世纪》的同仁。如此情有独钟，依我所见，还是他对《创世纪》的开放性、独创性、纯粹性和批判精神所融会的独特风格的认同，尤其看重《创世纪》诗人们半个世纪来，为创造中国现代诗与拓展现代诗学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其代表诗人在整个现代汉诗领域的突出表现和耀眼成就。这一点，沈奇在《“回家”或“创造历史”——创世纪创刊五十周年感言》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而肯定:“在这一板块中(指台湾现代诗)，始终起着重要支撑和强大推动作用的，正是历经五十年风云而越发高标独树的《创世纪》诗刊，且最终成为这一板块的重心、坐标与方向，成为新诗近百年历史最为珍贵的遗产，且在新的时空下，生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以一个《创世纪》的创办人、长期总编及永远的同人立场来说，我对沈奇透过独特观察力、高度诗学修养和专业眼光，所给予《创世纪》的溢美之辞，完全可以了无愧怍地接受而深感欣慰。
我一直认为，在当代中国诗坛，沈奇的诗歌评论可谓当行出色，其立论之精准、推理之周延、措辞之典雅，均属少见，尤其面对诗歌现实和诗歌文本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耙梳到个案评析，都能有效把握，精彩表述。所成文章，立论鲜明，态度诚恳，有担当，有情怀，言必中理，且不乏文采，好读有味。使我常想到古龙武侠小说中的那句话: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图:
《沈奇诗学论集》，三卷，沈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合计:7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