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从海外归来，谈及文学批评时对我说：“在欧美做个文学评论家，特不自由，禁区多多。”“这话从何说起？”我摸不着头脑。
文友默然一笑：“这么说吧，评论家最好是孤家寡人，因为评论的对象不许是同窗好友，不许是师生，不许是同事，更不许是夫妻、兄弟或上下级。你看设了多少禁区？”其实这类情况我也略知一二，在美国书评界颇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书评》栏就约法三章：凡书评
作者不得与图书作者师出同门，也不可以老师评学生，或学生评老师，更不允许评者和作者有过笔墨官司。英国有个很有名气的老资格书评杂志《泰晤士语文学增刊》，为防止借名家大腕的名气误导读者，该刊发表的书评文章一律不署书评作者的姓名。
上述种种约束，都是为了保证评论的公允，防止偏见和不公正的酷评，以避免庸俗的捧场，或抱有成见的贬损。
文友是研究欧美文学的，岂能不了解这些情况？他是正话反说，是对我们国内某些作秀的“文学评论”表示不满。
说到我们的文学评论，以惯用的语言表达，主流当然是好的。但是那“支流”也确实不容你小觑，其中某些丑陋，简直让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首先是批评失语。当今，切中文坛时弊、有胆有识的文学批评，几乎凤毛麟角，很难读到。尽管有那么些令人作呕的文学作品，可是“文学批评”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保持着“大度”的宽容和沉默。
其次是“友情出演”。这是文学评论中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哥们儿姐们儿出了书或发表了大作，总不能古井无波吧，或者出于同窗友好，或是出于至爱亲情，写一篇溢美的评介，作一点夸张性的推荐与促销，对哥们儿姐们儿评职称、得奖什么的，都不无裨益。此中猫腻，早为世人所知，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司空见惯。有人还说：官场上有裙带关系，文坛上何必那么较真儿，“内举不避亲”嘛。
还有一种更可悲的文学评论，也许作者有一定的职权，也许作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靠拉赞助或自掏腰包买些版面，给评论界的“家们”“腕们”包几个鼓鼓的“红包”（也有叫“出场费”的），像购买任何一种商品似的购买有偿评论。“有钱能使鬼推磨”，买一块版或半块版捧场溢美的文章自不在话下。一位海南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就描述了这样的情形：某先生（或女士）大作出版后，先是来北京给各位老前辈上门送书，多少赚得几句称赞，一一加以笔录，立马传达给各大报刊。待各大报刊编发了相关书评和报道，他再把这些材料统统复印，呈送各位老前辈以求进一步“指教”。老前辈们还能怎么办？一看舆论如此，“民意”和“公论”如此，当然会赏下更多的称赞……
平心而论，做文学评论也甚是不易，品位有高低，见解有深浅，偶尔“认石作璞”或许常人难免。但无论如何，评论需要的不是假话，不是酷评，不是廉价的标签。评论需要评论者的良知，需要公允正直，应是评论家发自内心的声音。
高深（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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