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学者PK学者

　　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右）号召以儒家智慧解决当代世界争端，西哲名宿瓦狄姆（左）开出的药方则是基督教北大新闻中心王天云摄

　　□本报记者石岩

　　面对英语世界建立的显学“东亚学”，各国学者从坚持用汉语发言开始，纷纷打量已经形成“定论”的历史

　　“如果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我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81岁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北京论坛的开幕式上说。本届北京论坛总共花费100万美元，其中的十分之一花在老布什的出场费上。“信心论”是老布什在20分钟长的演讲中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奥运会4年一次，由

　　在公共卫生论坛上，与会专家们紧贴时事，直面亚洲不断出现的健康危机；国际关系论坛上，中国学者谈“中国人心目中美国在亚太地区之作用”，美国学者谈“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之作用”；经济论坛聚焦东亚制造业，“以前，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更多的是针对中国自身，这次我们还会探讨中国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论坛召集人、北大

　　在谈论亚洲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候，学者们的话题直截了当，谈论“过去”的时候，历史却显现出谜一样的错综复杂。

　　乡村老师Vs.周杰伦

　　“当时，乡下音乐老师的待遇跟今天的周杰伦差不多。他每周往返于江苏与无锡之间，河道两岸都是等着看他的人。这不是我编的，是钱穆看到的，钱穆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事情。”在历史论坛上，北大教授罗志田提交的论文是《科举废除在中国乡村的后果》，他像一位深谙抖包袱之道的说书人，不时博得与会者的哈哈大笑。转述完钱穆看到的愉快事实之后，他转而叙述自己从当时的报章上辑录到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废科举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成本。科举时代，乡民视自己的财力向私塾先生送一条干肉、一篮鸡蛋、几把青菜就可充学费。至于教材，一本《四书合讲》和《诗韵》可以祖传使用。用当时《中外日报》的话说：‘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故读书者多也。’”

　　新学校科目增多，每一科都需添置文具，再加上固定的学费，引得《中外日报》惊呼：新学校一件仪器就得上千块，老师的薪水也不是小数目，靠一个村子的财力是供养不起这样的学校的，非得一个县的力量，可是县衙门也没钱，有点儿钱的，都被抽上去赔洋人款了。集一县之力办起的新学堂往往坐落于城镇，教学内容也往往贴近城市生活经验，而非乡村生活经验。这样一来，对于乡村子弟来说，不仅教育成本提高，上学不便，学到的东西也不见得适用，其结果是乡村失学率的增加和识字率的降低。而那些有幸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乡村子弟，反而觉得自己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只能到城里讨生活。杨开慧的堂兄、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家杨开道感叹：“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做农村社会的领袖和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让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罗志田参与的是历史论坛第三小组的讨论。这一组的议题是从政治史和社会史两个角度观察近代亚洲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社会史采取从下而上的民间视角，政治史采取从上而下的视角，以政治革命为研究历史的主要线索。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强调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结果却经常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变化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说两个国家。”北大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是这一组的第一位发言人，他的观点一经抛出，就在与会学者中引起激烈的反响。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分为三层。最下面一层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一层好比河床，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中间一层是“社会”，好比河的潜流，有变化但是不易被观察到；最上面一层是“政治”，好比流动不已的河流表面，变化最为频繁。废除科举考试之后的乡村就是一个“巨变”中蕴含“不变”的例子。废科举一举破坏了中国社会存在几千年的“耕读”传统，读书人都往城里跑，乡村中那些在官方机构之外、管理地方事务的“士绅”不复存在——这与今天中国农村的状况仍有极强的相似。

　　纠缠“变”与“不变”的分界点并不是讨论的主旨，讨论的价值在于，在“社会史”和“政治史”双重视角的打量之下，某一段早有“定论”的历史，会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阐释空间，“历史”也因为变得更加饱满、有温度、有弹性，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

　　说汉语的Vs.说英语的

　　“历史并不是这样一个规规矩矩的东西。”———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一边跟记者解释她的历史观，一边用手指在旁边的墙壁上划方块，“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更像这个。”她在记者递过去的本子上，画了一条枝杈横生的河，“历史并不一定非向哪个方向发展，历史有趋势，但是没有必然。”

　　岸本美绪有一个看似细小的出发点：中国的近代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研究把中国的近代史拉长了300年。她的工作是在延续东亚史学界自20世纪前半叶开始的一种努力：在东亚传统社会里发现“现代性”。

　　学术意义上的东亚，是一个西方学者发明的概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亚系”在欧美的大学里遍地开花，在亚洲的大学里却很少有这样的学科单位。传统东亚研究的研究语汇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学者建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在“西方中心”的历史叙事中，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很明确：从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按照西方模式走上现代化的自强之路。

　　岸本美绪不同意这个“定论”，她提出以“当时世界各地面对的共同问题以及对其进行的不同的回答”为线索，对中国历史重新断代：唐宋之交，政治体制上的集权、商品经济和都市的发达、庶民地位的提高、学艺上的革新等一系列动向，都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媲美———文艺复兴被认为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与此同时，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将存在宗教、习俗差异的人进行统合；如何控制市场经济，以确保财源；如何对社会的政治秩序进行重组……17世纪到18世纪是建立新秩序的时期，各个地域都对这些共同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这种视角的打量之下，16世纪的明朝，频繁的战争和活络的贸易共存于南北方边境。全世界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白银从欧洲和日本涌入中国，但中国内陆的农民仍然负不起政府的徭役，因为相当的财富都被抽去巩固南北方边境线，南北边境的“战争带”同时也是活络火热的“贸易带”。在繁荣的边境贸易中，在北方威胁明朝统治的女真族和在东南沿海威胁明朝的“倭寇”，势力渐渐强大，而明朝则被日益掏空。与此同时，百余年的开采之后，日本的银矿被采空了，日本丧失了继续进行国际贸易的资本。于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刚刚建立起政权的清朝和资源耗尽的日本一起采取了“闭关”政策，一个通过国际贸易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然后，两个国家又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重新融入世界的机会……

　　对岸本美绪来说，从东亚传统社会中寻找“现代性”是对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参照的历史叙事的一种逃离。而这种逃离不仅是姿态上的，也是技术细节上的———整个论坛期间，岸本美绪一直用汉语发言。

　　“对于使用汉语还是英语工作，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长期存在两种看法。一种当然主张使用英语，另一派主张使用汉语，因为如果我们用英语写作，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西方学者的概念，而这妨碍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研究对象。我是汉语派。”岸本美绪说。

　　与岸本美绪同处一个讨论小组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汉语说得磕磕绊绊，但他也坚持用汉语发言———他手边一直放着一本1984年版的《新华字典》。事实上，汉语是这一小组内，来自瑞典、法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一致采用的工作语言。

　　这似乎是本届北京论坛体现出的一种共识：要解决亚洲的问题，先要认识亚洲的历史，而认识亚洲的历史，必须使用真正的亚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