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个骑自行车的人，穿行在白塔寺周围的胡同里，用卖报纸和便宜商品的扩音器，把科萨克录制的北京人最喜欢的声音，灌回北京人的耳膜
□本报记者石岩文／图
春天的晚上，英国作曲家大卫·托普喜欢坐在室外，静静地等待天黑，直到能够听到小动物细细咀嚼的声音。每天早晨，家人出门上班、上学，邮差已经把当天的邮件送到，狗和猫还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托普会把收音机和CD播放器关掉，聆听周围的一切：中央空调发出的微微轰鸣、自己呼吸的声音、勺子碰撞容器的声音、倒水的声音、窗外开过的车、打在窗户上的雨点、远处说话的人、天空中飞过的飞机。
“其实这是个矛盾的概念：在听的同时，我们了解了寂静。”托普说。2000年，他策划了一个名为“音爆（SonicBoom）”的展览，那是英国最大规模的声音艺术展。
今年3月，受英国文化协会之邀，大卫·托普和另外3位英伦知名音乐人来到北京，捕捉“最能代表北京”的声音，10月，这4位音乐人回到北京，每人设计一个声音装置。中英混血的英国文化协会艺术主管、策展人秦思源对这些装置仅有两个要求：艺术家的想法各不相同；作品放在公共空间，跟普通人而不仅仅是艺术圈里的人产生交流。类似的活动，还将在广州、重庆、上海举行。
北京最安静的地方
4位音乐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对北京的公园发生了兴趣。
在中山公园，托普用灰砖砌了一堵一人来高的清水墙（即没有抹面层的墙），这堵墙和袋装水泥围合而成的空间里安装着白色的耳机。任何一个过路人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戴上耳机，聆听大卫·托普在北京录下的各种声音：鸽哨、虫鸣鸟叫、钟声，街头艺人的弹唱，扩音器里的降价信息和流行歌曲，自行车铃铛的脆响，车轱辘辗过地面……每个声音都像落进沙土地上的水滴，稍纵即逝。
这个装置的名字叫《北京水书法》，灵感来自于在天坛公园外练习书法的老人。老人们用特制的大号“毛笔”（笔头用厚海绵制成）蘸水在地面上写字，“墨迹”一干，字就消失，接着再写———这让托普联想起声音即生即灭的命运。
在日坛公园的拜台，曾5次获得格莱美大奖（Grammy）的布莱恩·伊诺沿着圆形的围墙，等距放置了16只播放器。播放器按照不同的时间间隔，次第播放电子音乐模拟的钟声。某一时刻，拜台周围可能是一片寂静，也可能有数量不等的声音响起，那些清脆圆润的声音被圆形的墙壁折射、延长。
展览开始之前，伊诺花了半天的时间调试，并询问那些在拜台周围放风筝的老人，他们是否喜欢播放器发出的声音，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伊诺专心致志，想为公园里的老人创作一种声音：“北京的公园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安静的地方，老人们在公园里自得其乐，那种景象很让人感动。人们喜欢这些地方，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安静。”
要加入一种声音，使得安静的地方更加安静，伊诺想到了钟声。“和中国一样，我的国度有做钟的传统。很多年来，英国的钟声让我着迷。钟摆以谜一样的顺序随着钟声摆动，当钟声停止之后，它的摆动还会延续一阵子，我特别喜欢那种声音和摆动渐弱之后余音袅袅的感觉。”
与大卫·托普和布莱恩·伊诺一样，克里弗·贝尔也认为，公园是北京最美的地方。但贝尔在北京的公园里听到的是热闹：“到处都有人说话、唱歌，大家都忙着锻炼，很多人根据中国民间音乐跳踢踏舞。”
此外，贝尔还注意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唱流行歌曲或者吹流行歌的口哨，商店里的女店员一边卖东西一边跟着播放器哼唱那些当红的曲调。
3月，贝尔从北京的街头、饭馆、商店、理发店搜集到若干首流行歌曲，从中选出最受欢迎的10首，拿回英国去重新配器，用英语翻唱，并制作成CD。10月，贝尔回到北京，把CD随机散发给北京的商店、饭馆、理发店，请店员自由播放。
听《七里香》讲故事
“我希望，当人们听到他们熟悉的中文歌用英语唱出来的时候，能想点什么。具体他们会想什么，我不知道，我感兴趣的是触电一样的震动。”
克里弗·贝尔曾经在东京研究过尺八（一种日本5孔竹笛），也曾在老挝和泰国研究两国的国家代表乐器khene（老挝口琴，中文称为笙）。
说话的时候，克里弗·贝尔前面的桌子上始终放着一件由竹管和羊角组合而成的乐器。乐器下面，端端正正地垫着一块中国味道十足的蓝色印花土布，好像在暗示着它的血统。实际上，这件乐器叫“立体声羊角号”，是贝尔根据目前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的威尔士风笛改装的。
贝尔将“立体声羊角号”加入《七里香》的配器中。“在西方，我们听到很多中国歌，总感觉并不特别‘中国’。现在的音乐人都很年轻，很少尝试把传统乐器放在流行音乐里。其实，传统乐器的音色很粗糙，把这种声音放进流行音乐平滑、甜腻的旋律里，会造成一种冲撞。”
在10首中文歌里，贝尔对《七里香》情有独钟，他称《七里香》是以经典精神制作的流行歌曲。“歌词和旋律配合得相当紧密，就像彼此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听上去简单，但是哪个齿轮都动不得。”更重要的是，贝尔觉得《七里香》讲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大部分被略去了，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我还是喜欢它给我留下的想象空间。”
“流行歌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了探讨问题的空间。你可以在流行歌里探讨性别问题，探讨男孩和女孩的身份问题，你还可以探讨民族身份的问题。妙就妙在，你用流行歌曲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遵循的是梦境一样的逻辑（debatelikeadream）。”
贝尔本人已经不年轻了。他在英国找到的翻唱中国流行歌的音乐人也大多是六七十岁的年纪。老人们把一些原本冲劲十足的快歌唱慢了半拍，原作中勇敢告别往昔岁月的姿态被低吟浅唱的怀旧取代。怀旧但是并不伤感，并不孟浪的欢快洋溢在每一首歌里，因为慢且渗透力很强，不由你不听。很难想象，这样的声音来自hiphop和rap大行其道的国家。
寂静的声音是易碎的
你听到过大枣落在地上的声音吗？在沙尘暴肆虐的时候，你留意过北京的风声吗？1998年，彼得·科萨克曾策划了一个叫做“你最喜欢的伦敦声音”的项目，其目的是探寻伦敦人在这个城市的音景中所能找到的积极因素。此次来京，彼得·科萨克的作品——《我最喜爱的北京的声音》像一枚探针，测量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对于声音的感受和记忆。
科萨克委托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市民中组织了“我最喜爱的北京的声音”征集活动。两百余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每个参与活动的人被要求提交一段音频或者对他们喜欢的声音的描述。
一个女孩子在她的答卷里写道：“我特喜欢公车售票员报站时的声音。说来很有意思，这报站的声音既不是普通话亦不是北京话，但却与北京许多奇怪的胡同名和小街小巷的名字结合得更为紧密。坐在公车上，听着售票员报站的声音———哪怕是闭起眼睛，一幅幅北京的图画都会从脑子里浮现出来……喜欢这个声音还因为它是通过人的嘴巴说出来的，里面含着当时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大大区别于地铁报站的声音———一种从喇叭里放出来的声音———一种报八宝山和报天安门都是一样调调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我想起家、老北京，和温暖。”
“自从一天早上我去天坛公园晨练，听到在祈年殿西门外大台阶下厕所门口集中晨练的一群老人所发出来的：‘磨剪子嘞，抢菜刀’的声音练习后，就再不能忘记。也许有点怀旧——拆迁后，我家从四合院搬到高楼上。我发现这是本人最百听不厌的声音，一有空就去听听。”——这是一位退休的女摄影师给出的答案。
还有人喜欢北京的风声；有人喜欢大枣落在地上的声音；有人喜欢电报大楼的钟声；有人喜欢中山公园锻炼老人们的合唱；有人喜欢“吃了吗？”的问候……
彼得·科萨克原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协助下，把这些声音采集起来，灌制成CD，但后来他发现有些声音太难捕捉了———比如大枣落在地上的声音，有些声音作为语言的功能太强，不适于做成环境音乐。
最后，科萨克用电子手段模拟了参赛者提交的部分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录进mp3。10月的一个下午，8个骑自行车的人带着8只和mp3相连的扩音器（主办者特意强调，是那种“卖报纸和便宜商品的扩音器”），穿行在白塔寺周围的胡同里，像放蜂人一样，把北京人最喜欢的声音，灌回北京人的耳膜。
8只mp3里的声音各不相同，8个骑车人组成4组，每组的两只mp3组成相呼应的小和弦。组与组之间的路线略有不同，但有重合之处。他们汇合的时候，各种声音就像罐子里的水在哗啦哗啦地撞击容器；或者一阵风起，树上鸟儿齐声啁啾。
然而，这样的声音并不如主办者所希望的那样———和胡同熨贴地融为一体。
小小的胡同一通忙乱。几户居民成为自行车的征借对象。废品收购车被热心维护社区形象的居委会暂时轰到看不见的角落。负责打扫卫生的外地人动作麻利地把公厕外头摊着的一袋垃圾扔进垃圾桶，一个居民问他谁又要来检查卫生，“外国人。”他说。
一个胖胖的女居民问背着相机的记者：“快完了吧？”
“好听吗？”记者问蹲在墙脚的居民。
“听不懂。”他扬起脸老实地回答。胡同里回荡着“声音使者”播放的声音。
然而，就在一箭之隔的赵登禹路，建筑工地上掘土机的咣当声、机动车的喇叭声、扩音器传来的叫卖声一起冲撞耳膜，把胡同里的声音砸成了碎片。
因为脆弱，所以费力地捕捉，用大卫·托普的话说：“声音和我们的记忆紧密相联。有时候，我们深深地陷入怀旧情绪中，而这时候，一种声音往往像一支矛一样，击中我们记忆的命门。”
贝尔用“立体声羊角号”演绎中国歌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