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时20个月，270期报道囊括中国电影100年，12月中旬《中国电影百年》（下编）面世
《中国电影百年》的第一次报道是2004年4月6日，从《定军山》开始。
《中国电影百年》（上编）已经于今年6月结集出版。
本报讯（记者张悦）本报推出的“中国电影百年”大型专题报道在进行了20个月之后，于今日结束。自2004年4月6日第1期《〈定军山〉：1905年中国电影第一次投射》至今日推出的第270期《将一百年的电影放进博物馆》（详见C12、13版）为止，本报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每周四个整版的篇幅回顾了中国电影走过的百年旅程。继今年6月《中国电影百年》（上编）结集出版后，《中国电影百年》（下编）也将于今年12月中旬面世。
版面：270期囊括百年中国电影荣光
“中国电影百年”报道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通过“口述历史”和“电影笔记”的形式，重温中国电影百年曾经的精彩与荣光。经过多方整理和挖掘，一些以往被忽略或掩盖的历史真相、宝贵瞬间也跃然纸上。先后推出的“大上海流金巅峰”系列、“你是明星”系列、“80年代类型片”系列、“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系列专访等，均获得好评。此外还以较大篇幅关注了香港和台湾电影。
图书：上、下编浓缩版面报道精华
《中国电影百年》（上编）图书今年6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主要结集了本报“中国电影百年”1905年-1976年间近160期专题报道，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著名导演陈凯歌特地为该书执笔作序。《中国电影百年》（下编）则主要涵盖1977年-2005年内地及港台地区的新时期电影近110个版的报道内容，预计12月中旬出版面世。
活动：将设立中国电影百年名人堂
伴随“中国电影百年”纸面报道的进程，本报还陆续举办了《上海都市电影：昨天与今天的对话》主题论坛、“80年代初类型片”沙龙等落地活动，随着“中国电影百年”版面报道的结束，“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主题月”系列活动也即将拉开帷幕，其中将涵盖图书出版、主题放映及主题论坛在内的多项活动，并将设立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名人堂”。
李多钰：中国电影还会有伟大的尝试和天才式的奇迹。
新京报副总编辑李多钰：
时间沉淀出的一种韵味
新京报：最初由你提议的“中国电影百年”专版今天完成了270期的全部报道，你当初对于这个版的设想是不是都实现了？
李多钰：我首先感到一种由衷的满足或者是一种幸福。最主要的是你得到了外界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又恰恰就是你最初想达到的，契合你的想法的，而并非是那种功利化的回应。我们在挑选历史的点来进行报道的时候，似乎是一段“自然史”，如果从某个角度看，它还是有媒体的立场在其中的。但是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当我们选择以一个点去找寻当事人述说的时候，它对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回应却是丰富、鲜活得多，甚至出乎意料，这种感觉可能是一般的电影历史所难看到的。它们串起了整个历史，在述说的过程中感动了我们。
新京报：从最初设想为一年的周期报道延长到现在的整整20个月，当初想和中国电影百年一起守岁的愿望是否有变化？
李多钰：我觉得它一直没有改变，一直行云流水地走下来。也许每一个电影时期带给观者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它像慢慢成长的植株一样，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其实这必须是时间来沉淀的，它历练出、涵养出一种韵味和气质。从最初摸索着在碰，在找合适的方式来做表达，到最后越来越自然，也越来越成熟，它逐渐变为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一部分。
新京报：学术顾问陆弘石提到“老电影值得珍视，而即将成为老电影的新电影也该很好地保存。”现在，2005年的电影和电影博物馆也放进了“电影百年”的行囊中，你怎么看？
李多钰：其实这组报道出来之后，当然我还是希望对未来有启示有影响，也有一种愿望，希望中国电影越来越好。就像去年4月份“电影百年”开版时，《小城之春》的主演韦纬女士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的“希望中国电影回到电影本身”。希望那些曾经站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电影人会给现在或未来的导演、演员以启示或者产生一点影响。其实电影从无到有，从一百年前中国拍出第一部电影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你会发现关心电影的人仍然很多，真正以电影为人生理想的也还有很多，我认为它是体现一个国家精神的东西，我也坚信未来的中国电影还会有伟大的尝试和天才式的奇迹。
孙献韬：《为中国电影百年报道》其他行业报道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新京报副总编辑孙献韬：
为中国电影史打上“媒体烙印”
新京报：你曾在《中国电影百年》（上编）的首发式上谈到“媒体立场”，能具体谈谈吗？
孙献韬：在做“中国电影百年”版的过程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是它的原创性和它的媒体立场，这正是我认为的“媒体烙印”。我在看先行结集出版的《中国电影百年》（上编）的时候，有一些史料和事实特别震撼我，比如早期上海电影“孤岛”时期在方寸自由中的那种狂欢，有很多电影的产业模式包括电影引进模式都是非常先进的，甚至在那时的上海观看好莱坞电影都是同步的，好像也没有那种文化上的隔阂，其实在一开始中国电影就没有什么套路和框框，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对待这样的历史时，身上是没有包袱的。客观是新闻的要求，而在选题的把握上则是有立场和见地的。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讲，应当就是开门见山，一竿子到底然后直插痛处。电影本身的那些事件、那些人物、那些观赏价值，甚至面对电影本身的失误和挫折，我们都能以比较尖锐的方式进入，我认为这正是媒体的优势。
新京报：是因为媒体处理新闻的灵活优势？
孙献韬：是的，因为它自身的灵活性，使得我们可以不同于历史的“考证派”或者“索引派”，我们应当算是“活学活用派”或者“唯我所用派”。我们在上海电影节进行《中国电影百年》（上编）图书首发时，导演李少红就曾提到对于我们报道的电影学院78班几位“第五代”的主将在校期间完成的首部长片《红象》，印象非常深。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创性的发现，因为电影本身就是有创造力的东西，它不是硬邦邦地放在那里，而是灵感忽现、心灵震颤的，所以口述历史的鲜活方式其实更加适合。
新京报：你对这种报道模式的最终结果可否满意？
孙献韬：我认为“中国电影百年”的报道除了它本身对电影史增添了一种由媒体参与的新方式外，它对我们的各种行业报道也有贡献，是比较细化的行业报道。
如果以后有类似形式的报道比如：出版业百年、唱片业百年等等都可以复制这样的报道方式。
它是一个尝试，同时也为行业报道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采写：本报记者 张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