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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袋”里卡拉OK效果奇差，但拥趸如潮
装置作品《珠江》：“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讲好普通话。”□本报记者李宏宇／文王轶庶／图
“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讲好普通话。”中英文对照的霓虹灯牌上这句话，据说曾在开放初期广东一些“先富起来”并显然自信倍增的老板中流传。灯牌旁一幅巨大的旗帜，从高墙直铺到地面一片用于建筑工地脚手架的木板上，旗帜绿底色的中部以白加灰的纹带代表珠江。广东艺术家杨诘苍的装置作品《珠江》被安放在广东美术馆一进门的大厅，灯牌上这句“俏皮话”几乎切中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
“别样”与它的英文版“BEYOND”，无论字义还是普通话、粤语、英文的发音，都“恰巧”那么一致。
“南中国大都会”的脸
“别样”的“特殊实验空间”，是指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图上广州、澳门与香港三点之间连线而成的三角形，成为三年展形象设计的主题元素，变着花样出现在标志、图书、手提袋、纪念品上。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大跃进》一书中对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研究已引来西方的巨大关注，这一次，错综复杂的珠三角则成为广州三年展上国内外当代艺术作者的探讨对象。
显然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那样宏观，艺术家们以类似媒体甚至强于媒体的方式，以敏锐的、担忧的、批判的或者顽皮的视角，在珠三角城市化过程中观照“经济腾飞”之外的民间现实的种种细节。譬如美术馆展场设计中用来分割空间，同样也作为某种主题标志的，是绿漆斑驳的脚手架及略呈红色的架板，这大约是法国的设计者在广州见到的，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物品。
“这一地区是现代化在种种独特的条件之下，以独特的形式得以实验并经验的最特殊、最富原创力的地区之一。”策展人侯瀚如的叙述多少显得抽象和暧昧，但即便定居于此，多数人恐怕也很难在珠三角城市化的多元、快速和混杂当中，找到对它准确和具象的描述。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之崛起》一书中说：“南中国的大都会很可能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都市面貌。”但“南中国大都会”的面貌究竟是什么？即便从三年展众多的作品当中，也并非就能理所当然地得到答案。但这些散点拼贴式的作品集合起来，却至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照。
“地图署”的喧嚣与骚动
拼盘式的装置作品《我的珠三角故事》最为直接地体现出三年展主题的意图，这件庞大的装置几乎独占了一个展厅。《我的珠三角故事》中的一件作品———贴满一整面墙的巨幅摄影作品俯视驶于海上堆满集装箱的货轮船头。它正驶往何处？请从作品标题判断———它叫作《跟波德莱尔回家》。隔板与脚手架模拟并排的集装箱内部空间，将展厅隔出数条通道，其间汇集展示《我的珠三角故事》的作者“地图署”在5年内完成的10项研究计划。
两台15厘米左右的液晶屏幕分别播放制衣厂、电器厂里工人们工作与生活的纪实影像。对面的展板上用文字、地图和柱形图，记录私人投资的广深高速公路修建前后的地貌变化与对比：“这条双向各3车道的封闭高速路设计了18处立交桥，这些交叉处的战略地位显然提高了地价，而且可能使这条城际通道逐渐将珠三角地区变成无计划蔓延的大都市。每处立交桥边都建起一座商业建筑，不过它们的大多数立刻荒置。”新崛起的建筑式样欧美难辨，与一旁宽阔荒地的对比是超现实的；城市的延伸似是无止境的；生产线、工蚁般的工人、构件堆积的工地、满载的车辆、立交桥下的饭市……目不暇给的细节，竟使明明静止的摄影作品透溢出莫名的沸腾喧嚣。
“地图署”的两名成员是居住于香港的法国建筑学者古儒郎和林海华，他们的作品可能超乎一般人对“艺术”的理解，但这种受到建筑家工作方式影响的新手法正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形成潮流。“广州作为港口城市、内外贸中心，1980年代成为巨大的香港制造业辐射区，以及中国新经济的试验区。我们的研究，从这种转变及其对土地的作用开始。用文本、声音、摄影、录像，以跨学科的方法与实践，探讨这一城市的地理、建筑、空间规划。”“地图署”自我注解道。
“极度差异城市”的差异
较之老外，本地艺术家更有语言及身份的优势介入民间，而不只是观看。周浩、吉江虹在制造加工业密集的东莞厚街镇将照相机交给民工随意使用，拍下他们自己在城市或农村家乡的生活；与杨勇摄影作品《城市剧场》中衣饰精致而神情空茫的女性对比，似乎从一个片面直接图解了库哈斯当年的“极度差异城市”概念。徐坦的装置《九月九的九》在美术馆外的空地上，用脚手架和红白蓝编织布做成三层楼高的巨大“编织袋”，里边是电视、音箱和卡拉OK影碟机，谁都可以进去唱一嗓，当然话筒效果奇差，与农民工消费的街头卡拉OK无二。在人的层面，流动人口是珠三角最受人关注的对象，以东莞为例，2005年该市的户籍人口是165万而外来暂住人口是907万。“本地人”和“外地人”、“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固有意义已经越来越模糊。
美籍建筑师杜鹃带领华南师大附中的学生做了类似“城市发明”的计划。解决人口剧增带来的城市问题，学生们的设想分外可爱，同时又反映出他们眼中城市生活的诸多麻烦。譬如令公共汽车的四轮上伸出长脚，以便小型车辆可以从它车厢下边穿行；又如在路灯基座上制造抽屉般的装置，可以让路人歇息甚至给流浪汉过夜。可否执行不说，人性和体贴的态度却正是中国城市设计与规划中极度匮乏的。
“别样”是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是珠三角当下生活与文化的概括；而三年展本身，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中也是“别样”的。譬如不光是新的作品进了美术馆，美术馆本身也变成或是进入了作品。曹斐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把“PRD（珠三角英文缩写）娱乐城”俗气的金字贴在美术馆一处侧门上方，还真像那么回事。郑国谷的装置《山水也别样》本是想把美术馆当作“高山峻岭”，在它的外墙上植以松树。当然，在建筑外墙上“种树”遇到了规则上的困难，只好折中：除了屋顶和广场摆放松树，另几棵只是搁在贴墙的一处脚手架上，近乎“上墙”的感觉。
把玩政治概念意思不大了
美术馆的建筑群当中，更蹿出一座高高的“清真寺”，是马来西亚人黄海昌的装置作品《尖顶》。它包起美术馆的一部分，用梁架与网组成球状的尖顶，在“清真寺”周围还按礼拜时间播放颂经录音，分别录自广州和马来西亚的清真寺。作者提醒人们，广州是中国接触伊斯兰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并揭示全球化现实并非突如其来，而早有历史根源。
“85新潮”之后，以政治波普为主流的一批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进入西方视界，彼时艺术家把玩或消解的对象是高度抽象和惟一的权力，这也使之后十数年内西方对中国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解读始终呈现符号化。“现在大量的西方人已经来到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多样性，解读的简单政治框架也随之消除。艺术环境变化出新的逻辑起点，也重新提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问题。”策展人郭晓彦说，“在权力更加隐蔽和分散的时代，艺术家怎样继续他们的责任，坚持他们的批判？在艺术本身也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怎么抵抗越来越相似、全球一体化的艺术现实？”珠三角地域艺术的“别样”优势在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远离以西方市场为准则的主流艺术地，在区域生存的细节中，极富新鲜创造的可能性。
这一届广州三年展亦首次尝试真正办成跨越三年的展览，而不是像传统的双年展、三年展，比如策展人汉斯曾经工作过的威尼斯双年展那样，两年一度，热闹两个月后人走茶凉。特别设立的“三角洲实验室”从去年11月底启动，在18个月里规律性举办工作室计划，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建筑师做学术性研讨，为具体的艺术创作提供方法论的启发和素材的积累。三年展当中近半数的作品直接或间接来自“三角洲实验室”。较之常规艺术展仅仅搜集、整理与展示作品，这种策展方直接介入创作的方式也是国内惯例之外的“别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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