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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写书，写歌，目的是“安慰自己，安慰别人”（图片由郑钧提供）□本报记者王寅
刚刚在上周末举办了音乐会的歌手郑钧，最近出版了他的小说处女作。前年SARS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天津的一个村子里，花了两星期完成了小说的初稿。这部名为《温暖菜刀》的中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发生在主人公温暖和他的女友菜刀以及新认识的女孩静之间的爱情悲剧。
由于小说主人公也是歌手身份，书还没问世，已经有媒体将之称为郑钧的自传。郑钧说：“人物和细节都有原型，但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所以它是小说，不是我的自传。”
《温暖菜刀》原名为《来往亲密的普通朋友》，后来经过反复斟酌，改成现在的书名：“生活有时就是一把菜刀，人生就是案板上的几根菜，它可能把你剁得七零八落的，但菜刀也有温暖的时候。”
你总有一种冲动去抓手机
记者：在写了小说后，你原来觉得困惑的东西更清楚了吗？
郑钧：觉得更困惑了！因为我写这个小说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是想去认识困惑，而不是要去寻求解决方法。
记者：有答案吗？
郑钧：我觉得生活本来就没有答案，没有一个具象的被文字描述的答案。人生这样解释就不是人生，是一个人创造一套理论，毫无意义。生活是没有理论可循的。所以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包括小说里每一个人的意愿，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没有答案。
我写东西可能和一般的作家不一样的在于，我认识的正常作家都比较理智，都是比较理性地去进行创作。我作为一个歌手，更加情绪化。
记者：写小说的快感和写歌的快感一样吗？
郑钧：不一样。写小说比较放松，可以调侃，可以去胡说八道；写歌不能，歌需要高度浓缩，你必须在四分钟内，把你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完了，所以没有喘息的机会。你来不及把事说清楚，歌就完了，所以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写小说的时候，你感觉表达的概念更完整，表达一个整体的情绪，表达一个概念，很复杂。即使再长的歌还是比较简单。
记者：我觉得这个小说是一个非常情绪性的作品，如果这个小说在你青春期的时候完成还好理解，为什么你现在还能表达青春期的情绪？
郑钧：因为我还处在青春期当中。
记者：还没有断奶？
郑钧：因为我没有上过班，我从离开大学后，就在社会上颠沛流离，然后做歌手，我没有真正被生活把我纯真的那一面磨灭，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还是比较幸运，一直保留着自己作为青春期的那种状态。
有时候，人们简单地以为，这个人很顺，很有钱，他的人生就应该很乐观很阳光很快乐。其实不是，我认识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仍然不乐观，然后就每天躁，他的悲伤在于他以为他有了这么多的钱就应该快乐，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有更多的女人、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
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慢慢学会许多自我调适的办法。每天早上起来，有意识让自己看到阳光的一面，让自己调适得更积极一点。虽然我起得晚，很少能看到太阳。
但是经过一天的生活，晚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想拉开窗户直接跳下去，很多事情就解决了。你觉得这种悲哀的源泉来自于很多方面，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无奈，你肩负的责任，你面临的困难。我的神经非常坚强，但是你继续死扛着这个游戏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并不是坚强不坚强，是没有乐趣。
记者：类似这种精神危机发生的时候，你是靠什么熬过去的？
郑钧：大部分时间是靠信仰，有的时候也会冥想打坐，我从小就会打坐，也会缓解。独自旅行也可以缓解。我最大的悲剧就是，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引起我的兴趣，不管是女人还是金钱……
记者：包括音乐吗？
郑钧：当音乐成为你的工作，有时候你会讨厌音乐，不想写歌，你也得写歌，这就成为一种折磨。但是音乐本身是美好的。如果能让我完全选择我的生活的话，我的意愿是一个人在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里待着，享受那种寂寞，享受孤独，也很快乐。
我从来不害怕寂寞，甚至要寻求寂寞，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听音乐……
记者：这个不难做到。
郑钧：我敢说，你绝对不可能两个星期以上过这样的生活，总有人会把你找到，把你拉出来。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你已经无处可逃了。如果我逃到一个地方待着，我最长的时间顶多能到一个月，基本上两个星期后肯定会被人找到。
一开始我去终南山住的时候，我就做好这样的准备，去了以后，住的第一个星期最大的困扰其实来自你自己，你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已经变成一种病态了，总有一种冲动去抓手机、抓电话、抓电视遥控器。如果一天没有打电话，没有发短信，或者两天没有打电话，你就会觉得不太对。虽然这个地方手机根本就没有信号，你还是会有拿起手机发个短信，或者和谁聊一下的冲动，你已经生活在这种状态，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一个星期之后，病态就过去了，但是我好了之后，已经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了，我那帮朋友就来拜访我了。朋友老远开车来了，你不招待人家就不像话，接着第二个就来了，你就又融入这个社会了。
不出卖我的灵魂，但出卖我的痛苦
记者：除了电影和文学，其他有关悲剧的形式也很多。
郑钧：音乐！音乐其实是最主要的，音乐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是最伟大的，它是直接的情绪转达。
我在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磁带，当时我喜欢听的都是比较重金属的东西，硬摇滚的东西，觉得非常刺激，因为那时候人需要刺激。其中有一个歌手的磁带，我听了觉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完全看不上，扔在一边。过了五六年，自己在生活中被暴打了无数次之后，自己也做了歌手，终于开始出磁带了。我没有什么可听的，都听滥了。找来找去，我翻出那盘磁带，就尝试着放到录音机里面，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白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歌手是美国非常有名的歌手，叫劳·里德（louReed），非常悲观，他的歌表达的是成年人的无奈和悲伤。所以当我到了那个年龄，听他的歌才一下明白他在表达什么东西，当时哭得一塌糊涂。
记者：现在还听吗？
郑钧：现在我每次听到他的歌，还是会很伤感，因为他把悲伤和绝望表达得太深切，只有真正绝望到这个地步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歌。歌手作为创作者来讲，是很悲惨的。听众感受到其中的十分之一的时候，已经很伤感了，但是歌手表达的是十分的伤感。所以当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觉得活不下去了。
对我来说，创作这些歌，包括写这本书，一个是写这些东西可以安慰自己也安慰别人。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就无法安慰别人。我是一个创作者，一个职业歌手，我出卖我的音乐，我不出卖我的灵魂，但是我出卖我的痛苦……最主要的有很多人愿意去花钱买痛苦去感受。他们买来你的痛苦，一听之后，又唤醒了他们对痛苦的认识，他们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曾经是这个样子。他们不是自己找罪受，生活很容易让你变得很麻木。我们需要艺术家干什么？就是需要艺术家唤醒我们各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你的绝望。这些都需要从艺术作品中去重新认识和体会。
记者：从这个角度讲，艺术家是不是世界上最敏感、最真实的人？
郑钧：艺术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是最悲惨的人，一方面他们可以从事他们热爱的职业，同时能养活自己。每天唱歌，每天画画，每天写书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在另外方面他们也是很悲惨的，因为这种职业病就是不得不放大你的神经，你不敏感的话，你就不会成为艺术家。当别人感到一分痛苦的时候，你要感到十分的痛苦，你才能记住十分的痛苦。你慢慢干着干着你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你的神经已经很敏感了，你的神经已经敏感到稍微有一个东西一碰，你就觉得我已经不行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艺术家的生活也是悲惨的。快乐的时候，世界大同太好了，人生太美好了。悲伤的时候，会直接拉开窗户就跳下去，不仅是我自己，我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记者：如果你现在不是艺人，那会是什么角色？
郑钧：十年以前，我有几个梦想。当时我有个计划，这些梦想全部都实现的时候，我就会拉开窗户直接从楼上跳下去，毫无遗憾地跳下去，而且会享受飞行的快乐———摔死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梦想还有好几个没有实现，所以我会坚强而快乐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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