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暴力的缺席

　　和平，是暴力的缺席

　　———专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常务秘书伦德斯诺德

　　诺贝尔和平奖常务秘书长伦德斯诺德(图片由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供)

　　□本报记者夏榆

　　我们并不宣称和平奖评委会拥有完美无缺的记录，我们有过失误。我们并非只犯个别错误，而且是犯了如此巨大的错误，而且有些人获奖或许是完全不应该的。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少犯错误了。

　　———伦德斯诺德

　　挪威奥斯陆被冰雪覆盖着，街道和楼群看起来像一个晶莹的城堡。

　　德拉门大街19号。

　　来到这里的游客看到一幢黄色小楼前诺贝尔铜像的时候，也会看到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的标志。

　　按照约定，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常务秘书、挪威诺贝尔研究院院长基尔·伦德斯诺德在他的办公室等候记者。

　　握手的时候，我只握到了伦德斯诺德的两根手指———他的右手手掌只有两根手指。访问中，有时伦德斯诺德会站起身，举起两根手指其中一根，赞誉那些他热爱的和平奖得主，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在伦德斯诺德的身后，有一扇朱红的大门，门后的房间里，昂山素季、戈尔巴乔夫、图图、特里莎修女……100年来和平奖得主的黑白肖像整齐地挂在四面墙上，“敬天爱人”是金大中于2000年在这里留下的墨迹。

　　伦德斯诺德推开另一扇门，指着里边的一个会议厅说：这个厅有超过100年的历史。1866年修建，1905年开始在这里颁发和平奖，只是在1991年才从这里移到奥斯陆市政厅。

　　“理想地说，和平是一种暴力的缺席，它是一种伦理价值。”这是戈尔巴乔夫1991年在奥斯陆市政大厅的发言。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所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都会在诺贝尔研究院的会议中心或者议会大厦受奖。戈尔巴乔夫发表获奖演说时，委员会把场地移至市政大厅。市政厅比诺贝尔委员会的会议厅高大、恢弘。

　　在戈尔巴乔夫之后，站在奥斯陆市政大厅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发表演说的还有曼德拉、德克勒克、安南和金大中。

　　在那里刚刚举行过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一向行事低调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在容纳2000人的大厅里发表了他的演讲。

　　漏选甘地是最大的错误

　　南方周末：在和平奖的评选历史上，有时会出现空缺，为什么？

　　伦德斯诺德：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有的是因为战争，比如一战二战；另外的原因是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也有可能是我们评委的意见不一致。和平奖有两年空缺，没有授奖，一次是1948年，一次是1972年。

　　南方周末：1948年为什么空缺？1972年呢？

　　伦德斯诺德：1948年，和平奖差不多要授予甘地了，但不幸他被枪杀，因此1948年这一年没颁给任何人。但即使他去世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原谅自己的借口。因为1961年的和平奖就授予了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他是瑞典人，而他也已经去世。所以，和平奖是可以授予甘地的，也完全应该在他去世后授予他。1961年，哈马舍尔德获奖后，诺贝尔奖改变了规则，去世的人不能再得和平奖了。

　　1972年那届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没有颁出奖。我猜测原因可能是意见难以一致吧。一般情况是三四个评委同意一位，一两个评委同意另一位，这样就会有结果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少数评委反对，也不会将反对贯彻到底，大部分情况如此。有时，少数反对者到最后仍然不能接受多数评委的最后决定，那么这一两人最后可能离开，然后公开批评我们。

　　南方周末：这样的争议多吗？

　　伦德斯诺德：发生过三次。一次是1935年卡尔·冯·奥西茨基的当选，一次是基辛格当选，还有就是阿拉法特。

　　南方周末：评委意见最不一致的是哪一年？

　　伦德斯诺德：我是从1990年开始担任常务秘书的，如果让我选择，争议最大的获奖者，我认为是1935年的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争议最大的，同时他也是众望所归的一个。奥西茨基是德国的政治记者、反法西斯主义人士。那一年，评选结果出来后，引起的反响很强烈。当时有两位评委反对评选结果，宣布退出，其中一位时任挪威外交部长。这也促使和平奖在后来的评选中，在职的政治家不能担任评委。当时，希特勒对评选结果也非常生气，他作出决定，不准他控制下的获奖者来领奖。这一事件很重要，你从中可以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是独立的。

　　南方周末：据说甘地被提名6次，却始终没能获奖。对甘地的遗漏可以被看成是和平奖的缺失吗？

　　伦德斯诺德：我们并不宣称和平奖评委会拥有完美无缺的记录。我们有过失误，以我个人观点，甘地落选是我们百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错误。如果回顾和平奖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并非只犯某个错误，而且是犯了如此巨大的错误，我想甘地的例子就是，而有些人获奖或许是完全不应该的。但要避免犯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少犯错误了。

　　南方周末：您说的这种错误会影响评委会对自己选择的信心吗？

　　伦德斯诺德：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难以作出世人觉得完美的决定，但我们会尽力。和平奖不像科学奖那样，即使有争议也是少数人的观点，所有人都可以对和平持有自己的观点，因此争议比其他奖项大很多。

　　挪威议会选评委

　　南方周末：选择一位和平奖得主很难吗？

　　伦德斯诺德：非常困难。和平奖是非常敏感而特殊的奖项。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尽力做到最好，希望我们选择的得主能够被公认和接受，当然世界上最优秀的人选不是惟一的，但我们也只能这样。在作出决定前，我们要开五六次会议，倾听、发言、讨论，之后作出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和决定。

　　南方周末：和平奖的评委是怎样产生的？任期是多久？

　　伦德斯诺德：每届评委会有5个成员，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评委会是由5个政党选举出来的，任期是6年。评委可以连任，但现在连任的情况比较少。我是常务秘书，1990年开始担任到现在，现在的主席已经是第五个了。

　　南方周末：评委会对议会还是政府负责？

　　伦德斯诺德：评委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不向任何机构包括议会和政党负责，他们也不向任何人负责。5位委员和1位常务秘书作为1个小组共同为和平奖而工作。我们是独立的，不对原属政党负任何责任，也不受原属政党的任何制约和影响。不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这些只是他们过去的政治身份。评委们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前途问题，因此在政治上是独立的，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政治顾虑地工作。

　　南方周末：你们对和平的定义是什么？选择标准是什么？

　　伦德斯诺德：没有理论上关于和平的定义。怎样定义和平，要具体地看这一年是选择了谁获奖。理论上没有该选择某位或者不该选择某位。有很多道路通向和平奖，所以会有不同类型的和平奖得主。有些得主为国际组织工作，和联合国的关系较为紧密；另外一种往往是政治家，在地区冲突里起到和平作用；再有是一些伟大的坚持人道主义的个人或者组织也会获奖；再有就是关于军备控制和核武器方面的，比如今年得主巴拉迪；还有些是为人权而工作的。

　　南方周末：1979年和平奖得主是特里莎修女，1991年和平奖得主是昂山素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位女性。和平奖对她们的选择标准是否一致？

　　伦德斯诺德：她们服务于不同的领域，并且看上去有很大不同。每一届评选时，我们不是把不同类型的人放在一起来比较，而是将类似的人选放在一起比较，比如要有两个人进入最后评选，那么这两个人必须是同一领域内工作。特里莎修女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用最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神圣性地确证促进和平。昂山素季是因为她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而获奖，她的斗争是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被软禁达15年之久，但始终致力于建设民主和人权，我们都十分敬仰她。

　　即使现在来看，在人道主义者当中，也不可能将她们忽视。

　　南方周末：能否告诉我们，诺贝尔和平奖最直接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奖？

　　伦德斯诺德：从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将不同类型的人包括进来。我们选择的时候，先从给哪一类人开始判断，我们从来在开始评奖之前就指定给哪一类人或者某人。要解释这个标准就像讲座一样，会很长，简单的标准可以说是根据常识，根据评委自己的判断力。

　　南方周末：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黎德寿后来发表声明拒绝，评委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伦德斯诺德：惟一拒绝领和平奖的就是黎德寿。事实上，他表示只要在越南实现了和平，他是可以到这里来领奖的。他通知诺贝尔委员会，只要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的条款，他就不会接受这个奖。按照诺贝尔委员会的规则，他如果改变想法接受这个奖的话，必须在第二年10月之前，但最终他并没有改变想法。

　　基辛格也没有来领奖，是大使来的。那一年，有两个评委退出，或许这样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争议和成功是并存的。关于基辛格和黎德寿，全世界都感谢他们，他们通过长期的谈判努力导致了越南战争停火协议的签定。

　　一年一次的政治活动

　　南方周末：经常有获奖者不能出席授奖仪式，1991年昂山素季获奖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代她领奖。你怎么看？

　　伦德斯诺德：这并非是第一次。由于自己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平奖获奖者不能亲自来受奖。1936年的卡尔·冯·奥西茨基是这样，他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我们必须面对一种可能性，在我们的世界里，和平与和解并不能一蹴而就。我们永远也不能降低我们的标准。与此相反，一个较好的世界需要我们更大的警觉、更大的勇气，需要像昂山素季那样，显示出人性和无畏，这样的结果会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好的世界中。

　　南方周末：回顾和平奖百年历史，你觉得有哪些评选是重要的？

　　伦德斯诺德：从诺贝尔和平奖首次颁发到今天，已有100多年。1901年，我们授予了共同获奖者———瑞士人亨利·迪南和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帕西。迪南在伤者和俘虏这些战争受害者身上富有同情心的工作，导致了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建和维也纳公约的通过；帕西在国际冲突自愿仲裁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导致了1889年国际会议联盟的建立。这是里程碑式的工作。

　　南方周末：2004年和平奖授给肯尼亚环保主义者旺加里·马塔伊争议巨大，因为在那一年世界局势动荡，冲突剧烈，有人质疑和平奖有避重就轻的倾向。

　　伦德斯诺德：我们的选择会有自己的道理。事实上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并不很在乎外界的争议。今年巴拉迪的授奖在挪威乃至世界也是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这些有争议的事情，我们作出决定并不太考虑。所有的决议都受到过批评，比如特里莎修女，她的有些捐款被认为有问题。但所有人都不能称自己就是圣洁的，从宗教上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天主教会在某些问题上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和平奖有没有介入国际政治的意图？有一种说法，2003年伊朗人权活动家莎琳·艾巴迪的当选是挪威议会对伊朗政治的介入。

　　伦德斯诺德：我们评奖委员会每年只进行一次政治活动，就是宣布获奖者的时候。在其他方面，我们不卷入任何政治活动。

　　南方周末：在选择和平奖得主时，你们要承受的压力是什么？

　　伦德斯诺德：在各种压力中应对游说的压力是最大的。现在总有一些人到处搞签名活动。这些签名活动让我们很头疼。其中我收到的一次签名记录是2500人支持同一个人，一次是75万个签名支持同一个人，信送到这里来，而这两个人都无法获奖。每年都会有差不多10到15个代表团将提名送给评委会，但他们只能见到我，见不到其他5位评委。有时候他们甚至会送礼物给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加不可能。我们不会接受任何人和任何组织的礼物。和平奖不接受压力，也不会接受礼物。接受礼物不是挪威的做法，挪威更不接受任何人或组织的钱。

　　南方周末：这样大规模的签名不会对评委施加影响吗？

　　伦德斯诺德：很难。像这样的签名我们可能会看，但不会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和影响。

　　(本文采访由瑞典皇家工程学院学者张钰提供翻译，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