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不产石油”

　　在纪录片《与魔鬼握手》的导演雷蒙特看来，西方大国之所以对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行为袖手旁观，主要原因是———

　　“卢旺达不产石油”

　　导演雷蒙特(左)用了5年时间说服达莱尔(右)重返卢旺达

　　达莱尔被视为卢旺达人的辛德勒

　　1993年，加拿大陆军中将罗密欧·达莱尔受联合国委派来到卢旺达。这个陌生的国度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绿树、小山、湖泊、新鲜的空气……我感觉来到了天堂。”

　　2004年，达莱尔再次来到卢旺达，下飞机前，他说，“对于我，这像是在重返地狱。”

　　几天后，达莱尔站在卢旺达国立大学的讲台上，对台下的学生们说：“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们，我，罗密欧·达莱尔，联合国派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司令官，从1994年1月开始，就辜负了卢旺达人民。”

　　在台下的还有加拿大纪录片导演彼得·雷蒙特，他手中的摄像机记录着2004年4月达莱尔重返卢旺达的旅程。这段旅程被他制作成纪录片《与魔鬼握手：罗密欧·达莱尔的旅程》，该片曾在18个国家播出，发行了13种语言的版本。今年1月，《与魔鬼握手》获得圣丹斯电影节国际纪录片观众奖。当时，圣丹斯电影节的创办人罗伯特·雷德福一改从不出席参赛影片放映的惯例，向赶来看早场放映的观众推荐：“这种影片正是创立圣丹斯电影节的原动力———它是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它的内容关乎人权和公正。”

　　在12月6日至10日举办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雷蒙特把《与魔鬼握手》带给了中国观众。由于事先宣传不力和没有中文字幕，偌大一个放映厅，来看公开放映的观众只有4位，其中1位还中途退场。他希望能有中国的电视台对这部影片感兴趣，“重要的是让悲剧不再发生”，而“事实上它现在仍然在发生，在苏丹的黑暗丛林中仍然在发生种族灭绝屠杀事件，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那里有的只是人，而且太多了”

　　为了延续殖民统治，比利时人用卡尺卡出了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对立和仇恨

　　在达莱尔回忆1993年11月1日他们首次在科尼希利省升起联合国旗帜，建立第一个非军事区后，雷蒙特在《与魔鬼握手》中添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影像：白皮肤、白衬衫的比利时人拿着游标卡尺量着一个黑色的卢旺达人的鼻子，然后用一块有20种颜色的色板去比照那个卢旺达人的眼睛，他们身边，几名懒散的比利时士兵监督着一群卢旺达人围坐在地上，轮候着这个测量过程。

　　1933年，在比利时殖民地卢旺达，就是通过这种测量方式，每个人被授予一张清楚表明种族———胡图、图西或特瓦———的身份标识卡。用以判断所属种族的标准是鼻子的长宽度、眼睛的颜色和头盖骨周长。在此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说着同样的语言，并且自由通婚，区别他们的主要标志是谋生手段：如果一个图西人去种田，他就成了胡图人；如果一个胡图人养了牛，他可能就变成了图西人。

　　比利时政府是想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把鼻子窄长的图西族作为“优等民族”对胡图族进行统治。随着殖民时代走向尾声，对于胡图族人来说，卢旺达的未来就意味着摆脱图西族人的统治，以及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1959年，胡图族发动起义并杀死了2万图西族人。比利时统治者则改变立场去帮助胡图族人驱逐图西族官员，并以胡图族来取代他们。《与魔鬼握手》用了一段1959年暴乱时摄制的影像：成堆的人蜂拥上去踩踏倒在中间的人，几个比利时士兵试图进行阻止，但镜头却捕捉到一个无意中回头的士兵脸上露出的笑容。

　　从那以后，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杀戮一直没有停止。1990年10月，图西族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内战。1993年8月4日，双方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签署和平协定，决定结束长达3年的内战。

　　4天后，受联合国的委派，达莱尔告别家中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满怀着惊奇和兴奋来到卢旺达。这是联合国第一次派遣加拿大官员去非洲。达莱尔在影片中回忆，当时“就像春天一样，天气非常棒”。

　　但不久，达莱尔便发现了隐藏在表面的和平之下的危机。在《与魔鬼握手》中，选取了一群年轻力壮的胡图族男人手持棍棒，做击打和闪躲练习的镜头。那时，卢旺达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这样的话，“图西人总是很邪恶。他们也许会微笑和眨眼，但他们会把你们的孩子抓走。而我们，胡图人，则是清白的。”

　　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达莱尔对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有了预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报告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正在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图西族处于危险之中，希望维和部队介入。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接着，达莱尔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胡图族正在加紧备战的情报，但仍未引起注意。

　　2004年4月，达莱尔在卢旺达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对此表达了激愤：“这个世界被一种允许屠杀的信念统治。那些超级大国对你们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南斯拉夫感兴趣，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派到那里。南斯拉夫属于白人世界，而卢旺达则是黑色的。”达莱尔还指出，那些大国认为卢旺达没有任何战略价值，“他们告诉我，那里有的只是人，而且太多了。”

　　“戴上蓝色贝雷帽，就表示你想自杀”

　　西方大国派出了自己的军队，营救自己的国民，然后甩下正在发生的屠杀，断然撤军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与布隆迪的胡图族总统在赴坦桑尼亚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飞机被两枚火箭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关于谁是凶手的说法纷纭，两大部族互相指责，基加利的局势迅速恶化。卢旺达广播电台再次扮演了煽动者的角色。它告诉卢旺达人，是图西人杀害了总统，要胡图人为总统报仇。

　　次日，由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绑架并杀害了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兰吉伊马纳和3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8日，图西族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拒绝承认将其排除在外的临时政府，宣布向首都进军，卢旺达内战再度爆发。

　　伴随着两派武装在前线的激烈厮杀，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有200多万难民成功逃亡国外，但每天都有一卡车一卡车逃难的妇女和儿童被杀死，路边沟旁尸横遍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数以十万计的无辜平民被残酷杀害。被害者的数字至今还无法精确统计，存在着联合国官方确认的50万人、《与魔鬼握手》采信的80万人和卢旺达国内流传的100万人等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都认为，90％以上的受害者是图西族人。在这场杀戮中充任杀人工具的器械，据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著作《合伙谋杀》作者琳达·梅尔文调查：“大多数受害者为弯刀所杀(37.9％)，其后是棍棒(16.8％)。”这些弯刀是10美分左右一把的廉价货，却杀害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在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被杀害的同时，胡图族军人还打死了奉命保护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部队军人。于是，比利时决定撤回全部维和部队。《与魔鬼握手》中，一名比利时军人在镜头面前，用小刀使劲割象征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色军帽，“就是因为这贝雷帽，我们的士兵才会被杀。戴上它，就表示你想自杀。”

　　达莱尔在片中回忆：“当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我只能任由这个鬼地方的人民被砍死。我的意思是，他们(比利时援助团的坦克)不得不绕开遍地都是的尸体，到达这里。我站在这儿，被那个赫拉克勒斯(满载士兵准备离开的飞机)抛弃，陷在一大堆绝对让人厌恶的恐惧、毁损和暴行中，而原本搞起这些的那批自私的人现在却要起飞离开了……我的脸上布满泪水。我的意思是，我被激怒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奔涌出来。”

　　在危机中，达莱尔还得到命令，只集中兵力保护外国公民疏散出卢旺达。DomBosco技校是达莱尔在卢旺达设置的安全区之一。“感觉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会跑到这里来，因为这是联合国的地方。”学校里大约聚集了超过2000人。但负责守卫的11个比利时士兵却得到命令，去帮助执行撤侨任务。此时，胡图族民兵正等在外面，喝着啤酒，喊着“胡图力量！”比利时人撤出后，那些民兵进入学校，杀光了里面所有人，包括数百个孩子。

　　同时，″那些上到撤侨车辆上的卢旺达人在检查站处被带下来，当着法国和比利时军人的面被杀掉。″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著作《合伙谋杀》作者琳达·梅尔文说。

　　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采取不介入政策，联合国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在那之前几个月，美国曾在索马里受挫，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这个建议获得通过后，奥尔布赖特抱着文件起身离开座位。《与魔鬼握手》中，奥尔布赖特离去的镜头配上了达莱尔的旁白：“不敢相信，他们就这样任由我们面临那么多危险和无力，能够在晚上安心回家。”

　　达莱尔认为，在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许多图西族人没有选择逃离而留了下来，正是出于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未料却遭到了背弃。他说，制止这次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行了，“而在这里，我只有450人的部队”。

　　“是不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像人一些？”

　　在数十万生命遭受践踏时，全世界的媒体正聚焦在辛普森杀妻案上

　　“到处都是尸体，我们没办法把它们都收拾起来。”达莱尔在片中喃喃自语。尸体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恶臭、人们脸上恐惧的表情以及在尸堆边徘徊着啃食残骸的狗的咆哮声，一直在达莱尔的记忆中盘桓不去，“非常非常清楚，就像慢动作一样”。安宁的街道、生机盎然的环境，透过达莱尔的眼，都蒙上了一层死意。

　　卢旺达屠杀和内战期间，受联合国保护的费瑟尔国王医院有一支前线医疗队，詹姆斯·欧宾斯基医生是队长。当他和达莱尔一起站在邻近医院的人行道上时，他记起有一天，成百上千的图西人躲在医院里，胡图族民兵一直在围攻医院。达莱尔坐在全副武装的车辆中来到这里，“吼叫着，呼喊着”走出去，“我记得，这些家伙突然消失了，就因为他的出现和他那低沉的声音。”欧宾斯基这样回忆：“达莱尔将军———他的行动，他的领导———直接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卢旺达这儿，有许许多多的失败者。但是，那里也有一些个人，作为人，他们没有失败，达莱尔将军大概就是最好的例子。”

　　5月初，达莱尔与胡图族武装“英特拉哈维”的领导人会面，为了获得对伤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他需要“英特拉哈维”的合作。《与魔鬼握手》采用了一段卢旺达记者对达莱尔的采访。达莱尔在那次采访中回忆，当他与“英特拉哈维”领导人握手的时候，“他们的手是冰冷的。其实他们的体温并没有那么冰冷。”接着，画面变成暗红色，一个男人手持一把大砍刀缓缓走过来。达莱尔低沉的声音继续着，“他们是冰冷的，就像死尸一样。尽管他们有着人类的外表，他们的眼睛却不属于人类。从他们的眼睛，我看到所能想象的最深的邪恶。那是被什么附体了。附在他们身上的，从我的宗教背景来判断，是魔鬼。”

　　达莱尔还努力寻求外国记者的帮助，使卢旺达正在发生的一切为外界所知。《与魔鬼握手》中采用的资料镜头，除了来自联合国、比利时电视台和卢旺达电视台外，还有一部分来自BBC———达莱尔鼓励BBC通讯记者马克·多伊尔呆在联合国在卢旺达的总部，这样他才能持续每天向全世界发出报道。

　　但那时，全世界却更关注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而不是数十万名卢旺达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运。雷蒙特也承认：“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错过’了卢旺达大屠杀。我模糊记得有媒体对一个偏僻的中非国家的种族战争进行报道。但在那100天里的每个晚上，新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辛普森审判和滑冰运动员哈丁刺杀南茜·克里根事件。”

　　片中，达莱尔发出这样的疑问：“是所有的人都是人，还是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像人一些？”

　　“为什么那些人死去，而我却一直活着？”

　　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卢旺达人，卢旺达人却将他视为辛德勒

　　回到加拿大之后很长时间，达莱尔也不能够放开心中的愤怒。他在片中说道，他的恨意无法控制，这些年来一直如此。

　　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惨剧，成为他梦境中无法抹去的图景。失眠、绝望、压力、混乱，10年中一直伴随着达莱尔。两次自杀未遂后，他只能依靠药物来使自己显得“正常”。自我封闭7年后，达莱尔终于拿起笔，写下他当年的经历。1997年，他出版了《与魔鬼握手：人性在卢旺达的失败》。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胡图族极端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近百万无辜者；失败属于西方大国，因为它们有能力却没有及时制止大屠杀；失败属于联合国，因为它未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队以支持。而达莱尔自己也在深刻的自责中认为，自己身为指挥官，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2004年，这本书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被嘉许为“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提炼出一个充满勇气的故事，警醒我们这个冷漠、自私的时代”。

　　2004年4月7日是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卢旺达政府邀请达莱尔参加纪念典礼。在之前的5年里，导演雷蒙特一直在努力劝说达莱尔重返卢旺达。

　　1999年，雷蒙特跟另外一些加拿大人一起去卢旺达拍电影《卢旺达：寻找希望》。那是他首次接触卢旺达这个国家。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对卢旺达大屠杀和达莱尔有所了解。这块土地还有很多有待讲出的内容，雷蒙特意识到，达莱尔就是那故事的关键。作为加拿大人，他也应该去拍一部关于达莱尔中将的片子。“我追着他，给他写信、发电子邮件，说希望可以和他一起拍电影。”

　　无数次的讨论之后，在2004年4月，达莱尔终于下定决心，与雷蒙特和他的摄像机一起，重返卢旺达。他想让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看看那些曾在他生命中出现的特殊的人和地方———她在屠杀期间坐在家里关注广播、电视上的报道，“疑惑她丈夫是否已死，或者还活着。”

　　达莱尔努力让自己相信，在2004年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的时候重返当地，会对他的精神困扰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那也意味着另一种痛苦。

　　重返杀人现场会对达莱尔影响多大，这也是雷蒙特非常担心的问题。在卢旺达，有些地方是达莱尔所不愿去的。比如基加利的停尸房，雷蒙特在旁白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他说他想去。但行动日程上，这个地方却总被刻意忽略。他总说，我们明天再去吧，明天再去吧。”

　　在卢旺达的最后一天，雷蒙特他们正准备回旅馆准备参加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晚宴，这时达莱尔突然说，想去看停尸房。

　　他走到墙边，那里没有灯。借着从走廊射来的暗黄的灯光，他指着地上某块地方，告诉摄制组，当年他的10位比利时士兵就呆在那儿。“那是个污秽的晚上。灯火就像是地狱的尖叫。当我们来到这儿，我们只看到一堆东西。我们走近些，发现原来那是尸体堆在一起……你知道……下面先放上两三个，然后一个个往上垒，像成袋的土豆……”他试图用手比划着，嘴里念叨：“为什么他们死去了，而我还活着？”

　　从停尸房出来，雷蒙特和达莱尔坐上车。路上，“惟一一次他什么都没说”，雷蒙特以旁白的形式在片中说道。1小时后，他们举行了一个晚会，向他们的司机和翻译表示谢意。达莱尔出现在现场，他用双臂拥抱住雷蒙特，说道，“谢谢你，我很庆幸我们组织了这次宴会，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正不停地掉落深渊。”

　　卢旺达人对达莱尔的归来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因为他派出了那些军人，拍了那些电报。当联合国说，‘回去吧，你的任务完成了，已经没有什么和平可以维护’。他却说不，他要留在这里，和生命处于危险中的许许多多的人呆在一起。他的确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因为他设置了那些联合国安全区，他利用留给他的少量联合国部队保护了那些呆在体育馆、卢旺达饭店、医院以及联合国司令部里的人。许多人到那里寻求避难，他们今天仍然幸存，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些。”雷蒙特对记者解释。

　　而现在的卢旺达，远远未能获得完全的和平。正如雷蒙特所说，卢旺达仍然处于惊悸之中。种族灭绝屠杀发生10年后，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人们对彼此仍感到紧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人们信任对方”。人们回到当年的村子，可能会遇到当年杀害自己父亲、自己祖父的凶手。他们仍然有许多创伤，“那里还存在着大量的——用我们加拿大的话来说——创伤之后的力量。”

　　(本版图片由导演雷蒙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