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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她一点都不懂”，春树对王小丫朗诵诗歌作如此评论，“不过她从现在开始看，倒也不晚”。在第二届新年新诗会上，王小丫朗诵了台湾诗人郑愁予的《错误》和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图片由央视提供)
左起，韩乔生、撒贝宁、王志。三人在演播厅楼上的茶餐厅排练诗人田间的《给战斗者》。韩乔生戏称自己是临时被抓差，“在友邻部队的帮助下，我将朗诵的词写在了手上，这个是韩氏秘笈啊，不宜外传”。(图片由央视提供)□本报记者甄晓菲
今年新诗会播出的时间大都偏冷，不是下半夜3点，就是清晨的6点。即使是郑敏，今年评选出来的年度桂冠诗人，到现在也没有完整看过这个节目。
只有除夕那天上午的时间刚刚好，从9点27分开始播出。据总策划兼诗人的杨晓民说，在那天上午，这台节目的收视率达到1.04％。
“这个收视率是央视索福瑞提供的，什么概念呢，折成数字就是全国有1234.7万人看这个节目，”杨晓民这样说，“收视份额也有6.53％，就是说，全国每100台电视机，就有6.53台在听央视‘名嘴’来读诗。”
对于这个数字，杨晓民很欣慰，“你想想，全国的诗歌刊物发行量才多少？也就十几万份吧，我们这个节目，一下子就1000万人来看了。”
导演周翼虎觉得，诗歌毕竟还是少数人享受的高雅艺术，不能和那些娱乐节目比。“央视的节目，上了1％就不错了”，至少新诗会的收视率，“比同期播出的春节歌舞晚会、春节戏曲晚会还要高呢。”
不过，《诗刊》执行主编林莽的观点是：“一个国家要是还有几十万人在看诗，这个已经够了，对于新诗写作的人来说，已经够了，你还要求什么呢？”
会不会有人就是冲着央视“名嘴”们去看呢？
林莽和谢冕被采访时不约而同地反问记者，“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诗歌该由谁来朗诵
诗歌评论人朱子庆没看完今年的晚会，但在看了去年新诗会的光碟之后，觉得“名嘴们”对于诗歌的理解是不到位的。“他怎么可能理解黄土地上农民的疾苦呢？”他批评撒贝宁。去年新诗会上，撒贝宁朗诵了臧克家的《老马》。至于王小丫的《望星空》，完全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女大学生”，“根本体会不到诗人郭小川当时对于国家民族的那种担心和忧虑”。
诗人春树觉得“新诗会”这种形式“不靠谱”。她认为让主持人来朗诵诗歌，本来就是不专业的，“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懂”。“是谁写的就应该让谁朗诵嘛”，“而且也不应该用电视台的那种，就是那种矫揉造作的，肯定就是特别假的。”
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的新诗会，最初的策划都试过找一些诗人自个儿来朗诵，但最终都不成。
总策划杨晓民总结了原因：很多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有很浓重的口音，在电视上播出，传播效果不行。
但春树认为，“很多诗人都是用那种有口音的心态来写的有口音的诗，然后带着口音来读。”她举了于坚的例子，他的普通话就不是很好，若是来读诗难免“抠抠索索”。
林莽曾经听过流沙河用四川方言朗诵诗歌，“用四川话读起来，比普通话还受听”。林莽说，流沙河“写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四川话的发音了”，一首诗的情绪跟诗人的产地当然有关系了，就好比“西北的‘花儿’和《走西口》，就不可能产在江南”。
身为《诗刊》的执行主编，林莽对电视诗会的形式比较宽容。他觉得，让比较专业的人士来朗诵，对于发音以及情感的表达会表现得更周到；多电视手段的运用，还能让观众对于诗歌的情感，理解得更加深刻一些。
至于朗诵的具体情况，林莽的批评相当委婉，“有些把握得还是不够到位。分节的方式，这一段应该快还是应该慢，把握得不好”。
央视的主持人们吐字清晰，胸腔共鸣，熟谙舞台功夫，但说到诗歌，会不会“隔行如隔山”？
林莽也不认为让诗人们自己在电视上朗诵就是合适的。“其实有些诗歌比较适合那种小型的诗歌朗诵会，适合那种现场的沟通，效果更好一点”，“不用麦克风，也不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样的形式更适合先锋诗人们的交流。”林莽对记者说。
春树曾经在清华大学北门的一个小饭馆开过自己的诗歌派对，有摇滚乐队，也有记者来报道，很热闹。这种小型的聚会，和电视上看到的新年新诗会，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圈子外面的人肯定很迷茫，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诗人，哪个才是真正的诗坛呢？那其实就是两种嘛，谁都不服谁。”春树说。
“经典”，不代表没有争议
今年新诗会的主题比较集中———“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主体部分仍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歌：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戴望舒的《我用这残破的手掌》、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另外还有何其芳的《我们的生活多么广阔》、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国风的《我眷恋这土地》、郑敏的《金黄色的稻束》等。
“经典”是否就意味着陈旧？春树一听记者告诉她诗歌和诗人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太保守了”，“就像高中语文课本似的”。
新诗会导演周翼虎觉得，选出来的这些诗歌，既然称得上“经典”，那就意味着没有问题没有争议，相对安全的同时，当然会缺少一定的冲击力和共鸣。
身为导演，他更多考虑的是节目本身的运作。毕竟这个“新年新诗会”在中央电视台没有进行常规的立项，推动起来倍感艰难，所以，哪怕是牺牲了个性，或者“不是心目中精彩的东西，也要保证稳妥，一步一步地来”。
北大中文系新诗研究所的谢冕先生认为，用“新”和“旧”来判断诗歌，这个角度就不太对。只有好诗和不好的诗，哪里应该分什么“新”和“旧”呢？“唐诗的年代久远不？到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欣赏的。”
郑敏也觉得，“诗歌就像酿酒一样，在你的意识和潜意识里面发酵。老酒得多少年啊？”
对于年轻诗人们的写作和生活，郑敏表示理解，“他们反抗的是一种僵硬的教条”，1980年代诗人中以北岛和顾婷为代表，还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一些东西，毕竟“诗人应该是对社会和时代最为敏感的一群人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写诗的情绪就变得非常狭窄了，那么多诗人都在关注小小的自我，很空虚。”
谢冕以一个老者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对新诗人们说：“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诗被更多的人接受，当然，你可以很新，但是这个新，最好让大家都能接受，想办法拥有更多的读者，不止是停留在酒吧上面吧。”
林莽就觉得诗人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无可非议。即便现在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他的态度还是泰然。“从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们表达的方式和渠道已经很多了，我们不一定需要通过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诗歌应该回到自己的地位上来。”
“从前诗歌的政治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诗歌承担的政治任务特别多。但是现在，不需要承担这样的地位了。中央台的一个‘焦点访谈’，比诗歌承担的多不多？”林莽反问道。
“年度桂冠诗人”，模糊，但“实至名归”
今年的“年度桂冠诗人”称号给了有诗坛“常青树”之称的女诗人郑敏，去年是家居合肥的诗人梁小斌。
“没有生命愿意无声地消失”，今年的推荐词引用了郑敏的诗句作为开头。“作为现代主义诗人，郑敏是知性的、静默的，甚至是边缘的。然而面对生命中漫长的寂寞，郑敏先生仿佛又是一棵诗歌的常青树：历经人生沉浮而诗心不死，老而弥坚，坚守独立思考的高贵品质，在不断的自我认知中调整自己，展示了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尊严和魅力。”推荐词中如是说。
不过郑敏自己觉得，“选我做年度诗人，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活得最长”。电话里面传来郑敏的声音，柔和而有节奏，不太像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你看，从1920年活到现在，还在继续写诗的人，已经很少了吧，所以我估计大家应该在我走以前，给我这个甜头吧。”郑敏笑着说。
郑敏还是坚持用“年度诗人”的称号，她认为自己并没有达到西方所谓的“桂冠诗人”的高度。
这两年，早已退休的郑敏终于不再带博士生。这意味着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内心。
关于央视的“年度桂冠诗人”，谢冕认为“实至名归”。包括去年的梁小斌在内，这两个人选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学贯中西的郑敏，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英美诗歌都有很深的造诣，做北师大的英美文学系的教授，带博士生，还一直都在写诗，这样长期坚持下来的诗人，实在难能可贵。
每年评选出一位“年度桂冠诗人”，这本身就代表了央视的视角。但是这样的“年度诗人”是怎样评选出来的呢？
导演周翼虎的回答是，希望能将“年度桂冠诗人”作为新年新诗会的一个亮点继续下去。目前看来，这两次的评选都既没有组委会，也不是观众投票。据导演介绍，参考了“教育口”、“刊物口”等3个方面的意见，即经过了高校的诗歌研究专家、诗歌类刊物主编级人员等的认可，是“在诗坛上有话语权的人的意见”的综合。虽然评审的过程有点暧昧不明，但是迄今为止选出来的两位诗人都是“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好的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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