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小瑛在指挥乐队
难以想象，一袭招牌式的黑衣、健步而来的郑小瑛，已是近80的人了。
这些天，这位被西方媒体誉为“东方第一女指挥”、早于张艺谋之前多年便获得“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的音乐大家，“孵”在上海。她应邀为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年度考聘把关；明晚，又将为“东方夜莺”迪里拜尔在东方艺术中心的音乐会执棒。
逗留上海，郑小瑛看上去有点“心事”。她说：“我有点想念自己的乐团了。”
郑小瑛所说的，是七年前经她一手创建的中国第一家民营职业化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她创建这个乐团时的年龄，在世界乐坛上都是鲜见的。不少艺术家在古稀之年选择了功成身退，只有她带着一份“不甘”，重新上路，并在短短几年内就把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新团，锻造成国内公认的一流交响乐团。
郑小瑛的重新创业，有着怎样的艰辛和精彩？
提前离休，创建民营交响乐团
问：当了那么多年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为什么重新选择当一个民营乐团当家人？
郑：1991年，我提前打了离休报告。在当时的国有院团里，恐怕我是第一个主动提出离休的。为什么？我觉得待不下去了。
当时音乐界很不景气，国有院团的状况更让人郁闷。国外职业乐团排练以小时算，团员敬业守时，超时排练，指挥还得自己掏钱。可在我们这里，演奏员把接客人、修房子、搞暖气等家事忙完了，想着“今天还有点时间”，才到团里上班。每天都有人缺席，指挥就得将就着练。关于如何振兴严肃音乐，我到各地排摸了很多情况，写了好多报告。但当时，我的想法无法实现。
打了离休报告，我内心“离而不休”，我不甘心中国交响乐就这个水平。1997年，福建厦门邀请我帮助建立交响乐团，听说是“平地起高楼”，我去了。
问：乐团白手起家，一定很累吧？
郑：很累。政府很有诚意地要建乐团，但是乐团并不纳入行政事业拨款的渠道，而是要做一个推动“社会办文化”的尝试。开头两年，每年只有企业资助的450万元经费，排练和办公场地没有保证，不能按时发工资，甚至无法支付乐器欠款。
人口七八十万的厦门，对乐团，百姓一开始也不接受。鼓浪屿是“钢琴之家”，人们对独奏兴趣大，但对于组建乐器、人才费用昂贵的乐团，市民不明白，也不怎么支持。
我还是选择知难而进。为什么？带着户口到厦门的那么多年轻演奏家看着我，而且我觉得厦门人骨子里爱音乐，只是没有人为他们打开亲近交响乐的大门。我想，必须先干活，干出来了，才能得到信任，才有饭吃，而不是像以前在歌剧院那样嚷嚷“国家怎么不给钱？”
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爱乐”
问：你如何治团？
郑：我从来没做过这个“长”那个“长”。他们放手让我当真正的艺术总监，一切按艺术规律来。我就是被这一点感动了。我招考演奏员唯一的条件就是专业技艺优秀，愿意到祖国的东南小城去耕耘一片还没有充分开发的音乐沃土。乐团不用等红头文件，管理条例由我定，如果团员有反对意见，可以随时提出来协商、调整。艺术家之间完全是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关系。
还有一点优势，就是乐团主要由年轻艺术家组成，相对远离商业、文化中心，所以也远离了纷争和是非，只想着一起静心搞音乐。搞交响乐是需要这种单纯环境的。
问：最困难的时候也坚持么？
郑：就是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的音乐季。
每周一，乐团开排一套新曲目，周五演出。原来我们在鼓浪屿上的剧场做，后来发现厦门观众不太愿意摆渡过海再步行到剧场，就改到市里一座原来电力局的剧场做。几百个座位，每个星期从来没中断过演出。7年来已经积累下140多套曲目，演出520多场。
我用自己的“关系”请了100多个指挥家、演奏家什么的来，除了路费和接地食宿，没有一分钱出场费的，可他们都来啊！也许就是这样地执着，我们最终感动了厦门市民。剧场从一开始只有20多个观众，到了有200多个持固定年卡的观众，还经常会爆满。现在，每年政府给乐团300万，福建电力资助300万，还有香港联谊会的资助，加上自己的演出，乐团运转着，发展着。
问：包括去年参加上海之春音乐节的演出在内，您好像经常在音乐会上“讲解”？
郑：在厦门，交响乐欣赏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搞普及，给孩子们演，给民工们演。我给大家讲为什么一座城市需要交响乐，听交响乐要注意的礼仪。变化是悄悄发生的。有一次，我请一位美籍华人指挥家献演，中场休息灯光亮起他才发现，台下竟然坐着那么多小孩，可是场子里很安静，根本感觉不出来。家长们哪怕让孩子睡觉，也不让乱跑。厦门人的这种“自觉”，都是靠经年累月“讲”出来的。
问：听说你坚持办低价场演出？
郑：我主张厦门音乐会的门票应该定在30元到120元，现在卖的是50元到120元。
“周末音乐会”也是我提出一定要演的。我要让厦门市民受到文化的熏陶，我愿意请客来让他们听最好的音乐。我认为人们给我钱是要做文化的，不是来赢利的。所以，每年坚持70到80场这样的演出，天经地义。
我们还尝试做学生场。一开始票价定10元，可学校不允许我们进去贴海报，说是“商演”。于是我们干脆免费，可老师认为周六加班太辛苦。好在我们坚持下来了。现在我们每年承诺给学生做10场免费演出。工作真的很艰辛，但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你看看，厦门每周六的普及场音乐会上，我们演的都是什么曲目———从莫扎特、海顿到马勒的《大地之歌》，包括被誉为非常难的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和德彪西的《大海》等等，我们怀着使命感做下来的，观众都能接受！
上个月我在北京演出时，厦门由全体市民票选和专家评审，选出“十大城市名片”，曾经默默无闻的厦门爱乐乐团，赫然在列。厦门市长在央视四套节目中说：我们这座城市可以没有市长，但是不能没有厦门爱乐乐团。我听了直流泪。
七年里，有遗憾更有喜悦
问：从一个成功的女指挥家角度看，您认为现在女指挥还是世界乐坛的稀有品种吗？
郑：近年来已有不少改观。美国近年有了好几个著名女指挥了，最近甚至有了一个乐团女总监。最让我高兴的是，中国出去的女指挥张弦，新近被提拔为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了，非常了不起！
问：女指挥有先天不足么？要付出更多么？
郑：身体上有区别，艺术实践上则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内地观众在审美习惯上，好像还不太能接受过于矮小的女指挥家。我有个学生，能力上很强，可人们觉得她太小，在乐队面前撑不住，只好转行。香港管弦乐团的叶咏诗是个“小精灵”，但那里的观众不计较；张弦是个典型的小个子女人，美国人现在也接受了。
指挥是一项体脑高度结合的职业，我们通常认为女性容易有的小家子气、心胸狭隘等等毛病，在这个行当是必须克服的，她必须具有超强的体力、毅力，完全投入集体的艺术活动中，这个过程是艰辛的。
问：那是否意味着必须男性化？
郑：不是男性化，而是职业化。作为指挥，你必须是果断的，有魄力的，有学问的，有才华的。你能够作出正确的命令，必须勤奋对待每一次排练演出，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男性的。
问：这七年里，您有遗憾吗？
郑：看到迪里拜尔这样在西方非常受欢迎的歌唱家，回家开一场音乐会也这么难，我真遗憾。我多次去芬兰指挥歌剧，知道芬兰人以能听到她的演唱为三生有幸，甚至有不少人开车跨国，就为了听她当A角的那一场。我们这里只做一场，也不容易满座。现在，培育这个市场仍然很难。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问：那您最大的喜悦又是什么？
郑：近期，我们把表现客家文化主题的中国当代交响乐《土楼回响》带到国外，在日本，102人的当地合唱团全部用客家话演唱，全场倾倒；在美国，也是金发碧眼的合唱团员大唱客家话。多少年来，都是我们在学德语唱“贝九”啊！为此，我很自豪。
本报记者 伍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