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甄晓菲
咖啡厅的非吸烟区，陈建斌一屁股坐下，摘掉帽子，点起一支香烟。他两次让服务员给他拿个烟灰缸来，烟灰缸一直都没来，于是他抽了3根就停了。
《乔家大院》热播，扮演主角乔致庸的陈建斌知名度大增，但这个知名度毁誉参半
。这跟他大学同班同学李亚鹏演完《笑傲江湖》之后的境遇很像。
大家都叫好，说明没演好
1990年，一列火车将14个人从乌鲁木齐拉到了北京。
1994年，一列火车将这14个人从北京拉回了乌鲁木齐。
这14个人里有陈建斌，有李亚鹏，有王学兵，有在《编辑部的故事》、《五魁》和《孔雀》中露过一脸的王兰，“还有别的没出来，还在水底下。”陈建斌说。
那一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只招收了14名学生，全部来自新疆，为新疆话剧团定向培养。毕业后，这14个人回到了新疆，大部分人把自己的行李留在了北京，作好了“北漂”打算。两个月后，大家都回北京了，只剩下陈建斌留在了新疆话剧团。
为什么他不走？“你要让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到北京来租一个屋子开始混，开始漂着当演员，我做不到。”陈建斌低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不是那种特别能混的人。比如说，你出去，跟人认识，跟人吃饭，喝酒，玩，然后认识很多人。比如说关系，打开局面，获得拍戏的关系，跟导演套近乎什么的。我不是那种人，我觉得比较缺乏这种能力。”在他看来，“李亚鹏就非常有社交才能。他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出去干个什么事儿，他能给你张罗得特别好。他就是一个场面上的人，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
“不能混”的陈建斌在新疆话剧团待了将近一年，只有一个话剧本子找上他，“新疆话剧团想排一个话剧，给一个石油化工厂排的，那个厂出了钱。我拿剧本看了一下，就拒绝了，没演。”
然后他也开始想回北京———他喜欢的人、中意的事业、熟悉的环境都在北京。
在他最无所事事的那段日子，中戏的班主任何炳珠老师给陈建斌打来电话，鼓励他通过考研究生重回北京。
1995年，复习了两个月之后，陈建斌参加了考试，专业课和政治课得到高分，但“英语我一道都不会”。他的对策是，“不都是标准化答卷吗？我就BBBCCC这么填，但运气特别好，这么一填，分数就过了线。当然，这是一个很低的分数线。”
“在此之前，可能有10年时间，我们学校表演系是没有研究生的，没有人来考。”
他的导师就是何炳珠，他的研究方向是：表演理论和表演教学。
陈建斌的毕业论文题目叫《试论演员的理解力》，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演员的戏特别耐看的问题。陈建斌的解释是：这样的演员有学问，理解力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表演就是特别有力量。他举例说明这种“有学问的影响力”——“他塑造了一个人物，你从人物后面看到影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或者说影射的一大群人，甚至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人，感受到国家的民族性。”
在他的眼中，符合这个标准的中国演员有姜文、葛优、李保田等。“我觉得我正在奔这条路而去，这是我努力的方向。”陈建斌说。
“比如乔致庸，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人，都不是循规蹈矩的那种人，是破坏规矩的人。他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因为他的心特别的狂野，所以他要破坏这些规矩，他破坏的目的何在呢，他想建立新的规矩。”
“我真的不是一个疯狂的人，生活里面特别胆小，特别谨小慎微，而且喜欢呆在家里，不喜欢出去。但我演乔致庸，这个人完全相反，他这个人就是很疯狂，在家里是呆不住的，一次一次的出门，往外跑。”
陈建斌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认识溶进表演中，演出来一个毁誉参半的乔致庸。
“做事情一定不能讨好别人，不能想着讨好所有人，这是做不到的。”面对众多观众的批评，陈建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要是这个人物出来的时候，是一面倒的，大家都说好，那就说明我没有演好他，我演的是一个假人！”陈建斌的声调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手里的火柴盒被他一下一下地墩在玻璃茶几上，脸也涨得通红。他以毕加索的画来当证据，“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谁觉得是个好东西？争议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了思考！没有争议，那个不叫艺术！”
那个地方叫碎叶，那么远……
研究生毕业之后，陈建斌留校当老师，如愿留在了北京。2002年调进了国家话剧院。
“我一直都在演戏，没有教课，我不愿担着一个教师的名声，而不做教师应该做的事儿。”
陈建斌已经很久没有演话剧了，他很怀念当年演话剧的那段日子。
“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了通常的形状，像是在电影里。”他念叨着《恋爱中的犀牛》的第一句词。
“这句话是我的口头禅。廖一梅受了这个启发，才和孟京辉捣腾这个话剧的。”陈建斌得意地说，“我倒是能经常提起来，孟京辉永远不会说的。因为他这个人，永远是向前看。不像我，走着走着还是会回头看看。”
“我现在有时去看孟京辉的话剧，哎哟那个场面那个大啊！一个大排练厅里有几十号人，各种配备齐全，旁边还摆着吃的，什么都有，这个宣传一弄起来，特别的大。跟我们一开始排话剧的时候，完全是两码事。”
陈建斌第一次见到孟京辉，还是在中戏读本科的时候，看了孟京辉导演的小话剧《等待戈多》，“我们这帮新生都傻了，完全看不懂”。后来读研的时候，孟京辉在看过他在学校演过的一个小话剧之后，第二天在操场上拦住了他。于是就有了陈建斌迄今为止还认为“最纯粹”的小话剧《爱情蚂蚁》。直到今天，他还觉得“很光荣很自豪”。
这部《爱情蚂蚁》是中戏的戏剧研究所投了1万块钱拍的，整个剧组包括男女主角、导演、音乐和灯光师加在一起才5个人。这1万块钱，租场地和布景各一半，就1分都剩不下了。这5个人每天吃饭是轮流自己掏腰包。就这么演了十来场，反响还不错。
“当年排话剧的时候，话剧没有市场，没有观众，我们要培养观众。”陈建斌说，“就像种地，一开始的时候要土法上马，让观众喜欢，有这个兴趣了才会两次三次进剧场来看。而现在这个时代，地已经熟了，你随便撒点种子，‘啪’就能长出来，你就会有收获。”
后来，陈建斌不想演话剧了，他说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本子，没有合适的人物，没有志同道合的班底。“现在的话剧，都是商业话剧，追求很多人来看，在非常大的剧场演，强调明星效应。从排练开始就炒作起来。我要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干吗不去拍电视剧呢？”
于是他就去演电视剧，一出来就演中年男人。除了本科期间用来练兵的那部《牛肉面的故事》，陈建斌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1999年的《我亲爱的祖国》，“1999年我都29岁了，已经不可能再去演年轻的角色。”
演了7年电视剧，陈建斌拿过“飞天”和“金鹰”两个电视剧奖的表演奖，被定位成一个不错的电视剧演员，但很多人还是怀念他在孟京辉话剧中的激情和张力。有网友不客气地说，“看到他不停地扮演着没完没了徘徊在婚外恋边缘的中年男人，生生让大陆的三流导演和编剧们给糟践了。”
“真正的话剧奖，文华奖、梅花奖，我都没拿过。”陈建斌说自己还是想演话剧。
陈建斌现在最想演的是李白。一次他在横店拍戏的时候，走在田间黄昏时候仿古的街道上，好像梦回唐朝了。“你说，李白喝醉了，倒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半夜突然间睁开眼睛，一灯如豆，一个小伙计正在关门，周围一片漆麻麻的黑，李白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哪，我就在想，他想不想家啊？”
陈建斌心目中的李白，和他一样，从遥远的西边来：“李白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个城叫托克马克，历史书上叫碎叶，那么远……”
“他当时一定很惆怅，一定很悲伤。如果我去演李白的话，我就要从这个方面入手，给你演一个你们没有见过的李白。”
“我想演李白忧伤的时候，演想家的李白，演害了相思病的李白，演惆怅的李白，很痛苦的李白，挣扎的李白。我想演那个一辈子都想回家，但是始终没有回去的李白，我想演一辈子都想实现抱负，但是一辈子都没有实现的李白，所以他才会水里捞月，然后淹死在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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