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文人仍需敬惜字纸
———李敬泽谈“文学”、“期刊”、“评论家”、“网络”
□受访李敬泽
(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采访本报记者夏榆
“媚小症”让人齿冷
我们现在争论问题能不能从什么代沟啊几零后啊这样的水平上跳开？自有文明以来都几百代人了，一代一代人对文化和文学提出一些新的理解并因此引起冲突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我认为在我们这里，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没有人胆敢压制年轻一代的创造，恰恰相反，青春本身已是一个不可争辩的巨大权力，文化生活中的“媚小症”已到令人齿冷的程度；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我们为“新”而欢呼时，我们敢不敢说有些东西是应该坚守和传承的，应该学习和敬畏的？我们自己对这些东西是不是怀有信念？如果你不敢说出这个，那么什么文化、教育之类的东西就径直取消算了。
虽非“全能”，也非“娱乐”
现在，文学的基本价值面临着众多的怀疑。这些怀疑据我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学有过高的期许，他们是失去现实感的文学中心论者，认为文学可以经天纬地，动不动就说，看，文学在1980年代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学提出强制性的过低要求：文学就是娱乐。由此发出的责难同样是理直气壮，对文学中体现的严肃、深刻、沉重、复杂、技艺、难度等等品质都抱有强烈的敌意，似乎是，这世上的一切事都应该并能够化为哄然大笑。
两种态度其实都是自古就有，从这两种态度出发，人们很容易对文学的现状进而对文学本身得出极其负面的看法。
那么，在这个时代，文学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仍然阅读文学作品？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只能说我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娱乐，我不如去看电视或上网；如果仅仅是为了寻求对重大公共事务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我还是更倾向于看新闻或听听专家怎么说；文学之所以对我依然重要，除了它是我的职业之外，还有一些更根本的理由，它事关精神，在文学中，穿越覆盖着我们的幻觉、成规、各种分类和论述，我们感受到经验和生命的真实质地，看到意义世界的冲突、困窘和疑难，文学守护人的生动形象，保存了我们对世界之丰富和复杂的感知，也保存了对人的可能性的不屈的探索意志。同时，如果你认为语言的功能就是复制陈词滥调或行使暴力，那么在文学中，我们能够通过语言与世界、与自我建立一种陌生和贴切的关系，有时如同舌头舔在冰凉的铁上。这一切，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在所谓互联网的时代，可能都在遭受威胁，但也恰恰因此变得非常珍贵。
所以，尽管眼前的文学承受着各种压力——实际上，文学从来就承受着对它的傲慢和偏见——我一点也不悲观，我所认识的很多作家和评论家也不悲观，我坚信文学是一种不可取代的精神活动，它仍然是我们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知觉器官，你没办法把它切掉。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对文学的基本价值的怀疑，我认为这些怀疑如同必要而痛苦的锻炼，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文学的意义，保持它的功能的敏锐；真正危险的，倒是我们自己丧失了信念，丧失了这种精神承担和精神自尊，那就谁也救不了我们。
期刊就是赛场和赛道
如果我说文学期刊是作家准入门槛，肯定会被砖头拍死。那么好，我们不要用准入门槛这样一种带有权力意味的说法，换一种说法，在人类生活的某些领域里，总要通过竞赛决出优胜者，既然是竞赛，就要有赛场和赛道，文学期刊就是赛场和赛道中的一种。
在欧美，大概已经没有商业化的文学期刊，在中国，现有的文学期刊体制是历史形成的，它们目前正在经受市场的考验。据我所知，现在主要的文学期刊都是凭自身经营生存的，在近两三年里，经营状况也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中国现有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文学期刊上逐步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的，我想，任何一个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有起码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文学期刊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对新人的出现和成长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
那么，为什么这在现在变成了一个问题呢？那是因为赛场不仅是期刊了，它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些作家一起步就出书，和期刊就没打过交道，还有一些作家是从互联网上走出来的，文学期刊不再是一个文学青年必须攀爬的惟一路径。我认为这是大好事，由于路径的多样化，人才被埋没的概率大大降低，同时，也意味着对文学才能的理解更为宽阔更具开放性。
但问题的实质恐怕不在这里，实质在于互联网的价值观和书面媒体的价值观的差异，有些朋友认为规则、标准、专业性要求都是可以不考虑的，他们只要求FREE(自由)，他们认为卡拉OK的权利至高无上，这在互联网上也许能够做到，但是在纸媒上，恐怕任何一张报纸、一个出版社、一本期刊，都不可能变成你卡拉OK的地方。纸媒自然地会有门槛、会有标准。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有门槛、有标准，而是门槛太低，标准太滥，不“敬惜字纸”，也纵容了作家们不矜重的创作态度。作家们是不是抱着对他的作品、对文学、对他的读者的虔诚态度，抱着他的“诚意”去写作？编辑们是不是有充分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这些都是很成问题的。鉴于我们是付了钱买书、买刊的，我们付的钱里就包含着对专业水准和门槛的期许，否则就是损害消费者利益，对不对？
这样的剑不要也罢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现有的评论家全部人间蒸发会怎么样呢？也许大家都会欢呼，没有他们我们不是一样读书？但是，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在欢呼的人群中又会出现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知识、素养，他们的热情和他们的文章写得好，他们会成为评论家。那么，公众期待于他们的是什么呢？期待他们说真话，另外还希望他们确有所见。
文学评论家理应是一个更专业、更有经验、更有发言能力的读者，他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澄清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帮助那些探索和发现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当然这个职责不可能掌握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里，它最终是评论家们和读者们共同完成的，评论家在这个过程中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能有多大效应那还得看他能不能和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大家。
一个评论家的判断和探索肯定带着他的偏见、他的局限，这种偏见和局限很可能也正是他的批评个性的一部分，所以奥登做评论家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列举构成他的个人世界的各种要素，希望大家由此估量他的批评立场———这就是评论家对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有限性的体认。现在很多人要求评论家“公正”，这听上去很正当，但其实这里边也隐伏着危险，什么是文学意义上的“公正”？是不是评论家自称或自我感觉代表多数人说话或者代表文学说话他就真的公正了？要我看，那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公正，又没人选你你就当代表，不行的，所以，我宁可明白表明我的立场和视野的有限性，我代表我自己。
不必讳言，评论家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力，但权力的一大陷阱就是虚荣，有一种呼风唤雨的幻觉，我很怕人家说哪个作家是我扶植、发现或“捧”起来的，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有时狂热苛酷的批评可能也是出于虚荣，我曾经说，别林斯基周围有一群巨人，都比他高，但有些评论家的理想是尸横遍野，然后看看剑说：好剑！但这样的剑我以为不要也罢。
文学批评和创作、出版之间是应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评论家不是作家的代理人，不是出版社的宣传策划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求评论家的个人操守，但坦率地说，正如在很多领域里一样，仅仅诉诸个人操守恐怕难以成事，这需要各方的自律，需要重订游戏规则，这也包括媒体。我相信，如果媒体都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那么，具有独立品格的评论家就会有更充分的成长空间。
网络与“明辨是非之徒”
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一种场所，我们究竟会把这个技术和场所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品性和选择。
通过互联网，文学重新成为一定范围内公众关注的焦点，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1990年代在市场化浪潮的初期，热爱文学的人们都有一点荷戟独彷徨的感觉，但是到199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们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爱着文学，有那么多人通过这个媒介发表他们的作品，这确实是互联网带给文学的一个重大机会。
但是，我认为我们也要警惕互联网帝国主义，它把它许诺的美丽新世界连同它隐蔽的阴暗面一起强加给我们，传播学上讲媒介即内容，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向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可能也限制和规约了我们，它可能会使人不耐烦，不专注，不打算深入周详地考虑一个问题，把世界上的一切事都简单地归结为是和非，迅速变成王小波所说的“明辨是非之徒”。
由此，我们可能失去对微妙和深入的表达的领会，失去对认识世界的难度的体认，失去对事物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感受，我们甚至在过度的交流和表演中失去一个人静静面对自己内心的自省能力，如果这些真的不幸失去，那当然不会再有文学，我估计其他很多东西都不会再有，那就是娱乐至死，剩下的只是一场大热闹了吧。
(P1156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