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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重点影片、国家重大革命题材影片《东京审判》错过了去年8月15日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眼看又要错过今年5月3日的东京大审判开庭60周年纪念日，至今仍只是一堆前途未卜的胶片
(图片由高群书提供)
《东京审判》展现的6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场景(图片由高群书提供)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大审判正式开始(本报资料图片)
电视剧导演高群书(左)首次涉足电影，结果深陷“泥潭”(图片由高群书提供)
□本报记者李宏宇□实习生宋涵
一个电视剧导演，踌躇满志地向电影之门迈出自己的第一步。一年后电影完成，他却无奈自嘲：这下成了北京人所说的“四大傻”之一———“炒房炒成房东”，拍片拍成了制片。
两个企业家，平生第一次投资电影。一年后，一位被免去企业副总裁职务，另一位身陷债务，两人都追悔莫及。
是什么令一部电影变成一潭恼人的泥沼？
“炒房炒成房东，炒股炒成股东。”高群书现在经常用北京人常说的“四大傻”来自嘲。为了让自己导演的电影能够顺利完成拍摄，去年，他四处借钱，补上剧组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从受雇拍片的导演变成一名电影投资人。
郑天华是影片的另一位投资人。去年，他还是上市公司沙隆达集团的副总裁。他说服集团，成为影片投资人。今年1月，公司管理层调整，他被免去副总裁一职。
“班子里，就一个比我年轻的，我还不到50嘛，应该还保留在班子里。”郑天华感到有些委屈。但公司免去他的职务有很充分的理由：“他们提了这个电影的事，(结论是)我做事至少是不谨慎，就免了。”
这部电影是《东京审判》，一部表现6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影片。显然，影片如果能在去年全球范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公映，会受到更大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高群书和郑天华都不知道影片什么时候能够公映。
“我今天到部长家去了”
一切要从一个叫孙昌平的人说起。
2005年3月，郑天华在饭桌上认识了九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昌平。当时，郑天华长期驻京，负责集团外围事务，同时借北京一家子公司做一些小型经营活动。孙昌平拿出拍摄电影《远东国际大审判》的项目，拉郑天华投资。
正值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剧本作者之一张思涛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广电总局剧本策划中心主任，影片已经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立项……这些情况让郑天华有些动心。
孙昌平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前景：这部电影，有800万元就能做完，而你只要拿400万来启动，这事就算成了。400万到账，无锡市政府将立刻支付600万元赞助款———他们只求一个“五个一工程”奖，争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荣誉。再有，影片一旦开机，可向广电总局申请国家资助，至少能拿到300万，要是工作做得好，可以拿到全部600万。也就是说，开机之后你就可以拿回自己投入的400万，最终没花钱，却得到了一部投资1200万元的电影的出品资格和权利。而作为重点影片，它的资金回收还有政府采购作保障。
孙昌平画的这块“饼”还是显得颇有些根据：2005年的《中国电影产业投资分析报告》里，把国产电影的国内社会投资分为三类，其一就是“热衷于文化事业的各省、市地方领导或企业家投资。这类投资者虽不求回报，但也不要赔本”。2002年管虎导演的《西施眼》，就是由浙江诸暨市政府投资，目的是为城市做一张“电影名片”。国家广电总局于2004年1月8日印发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确有这样一条：“改进电影资助和评奖机制。以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资助国家重点影片……”
“重现历史、弘扬文明、爱国教育，而且可以盈利。”郑天华当时判断这是一个好项目，他回忆自己当时“对电影行业一无所知，居然就敢判断影片能够盈利”。
为确定投资的安全性，郑天华跟孙昌平去了两次电影局，确定这个项目是否真实。结果是，“跟他去的时候就感觉里面这些人至少都认识他，而且这事是真事。过去电影报上登了，相关杂志上登了，去年国家的电影计划上都列出来了，是真事。”
郑天华跟孙昌平签了投资协议。他向公司汇报：3月投资，8月15日收回，相当于一笔短线生意。郑天华想，自己做企业十多年，管过生产、经营，资金管理也不是外行，什么事情都是相通的。投资之前，他想看预算案，孙昌平只给他一个很粗糙的预算，说人员未到，导演没定，台本如何构思还不知道，没有办法往细做。郑天华认为这个理由也算是合理。
孙昌平催促郑天华尽快兑现投资：我们的时间特别紧，你要把预算案拿出来。我今天到部长家去了，上边已经定了，这个片子要在8月15日上映。
在后来的日子里，孙昌平时常把“今天去部长家了”挂在嘴边。尽管投资人后来也发现其中破绽，但在初期，这足够唬人了。
终归协议也签了，钱也零散花了一些，郑天华也觉得，就开始组织人马做吧。他给对方账上打入100万元，搭起剧组。
“1200万在这里趴着”
2005年4月初，拍过《中国大案录》、《中国刑警》等作品的电视剧导演高群书接到了朋友郑欣的电话：有个主旋律电影，你愿不愿意做？郑欣的父亲郑全刚是原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老总，高群书也早就认识了。多年前他们曾经谈过一个项目，虽然没做成，但彼此都感觉不错。高群书认为，自己肯定是要拍电影的，但什么时候拍，并不着急。他买了张平小说《十面埋伏》的改编权，已经有投资人等着他拍电视剧了。不过郑欣劝他先看看电影剧本，他没拒绝。
高群书第一次看到了梅汝趝这个名字。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战犯的审判开庭，梅汝趝是惟一的中国法官。在网上查资料，高群书对这个人物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他觉得这个电影可以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可以让自己改写剧本。
投资方对影片也有惟一的要求：影片必须在2005年8月15日，也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这一天，在全国公映。时间赶得好，对电影票房当然大有帮助。
这样一个大题材，从剧本筹备到影片公映，4个月的时间？外人看来或许难以置信，但高群书相信只要策划和运作得当，4个月已经足够长———韩国导演金基德，16天拍完《空房间》；香港的《老鼠爱上猫》，那么多明星，12天就拍完了。
第一次与制片人孙昌平见面，高群书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资金必须保证落实，多少都没有关系，“500万做500万的事，1000万做1000万的事”；二是审查，“到时候拿出拷贝，这是我能做到的，审查我没有把握”。
孙昌平的答复成竹在胸：这是“双重影片”(国家级重点影片、重大革命题材影片)，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组织审；钱不用发愁，1200万就在这里趴着。
为保险起见，高群书上网查过投资方沙隆达集团的背景———相当大的企业，没什么可怀疑的。
2005年4月9日，电视剧导演高群书与九江长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下一纸合同，头一次成为一部电影的导演。在国家广电总局“电立故字2004第347号”文件上，《远东国际大审判》经过总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电影组研究，“剧本原则通过，可以筹备”。
合同签妥，高群书从沙隆达集团的会计那里拿到11万元片酬定金。
导演工作开始，预算也拿出来了，一算账，就算是郑天华的400万元投资全部到位，仍不够开机，而孙昌平许诺的钱还没有下文。
“领导会带着支票来”
郑天华问起后续款项的着落，孙昌平总是回答：马上马上。孙昌平还安慰郑天华：“没关系，导演说这是个好事，导演有一栋别墅，价值800万元，他把他的别墅都押出来。你只要把这200万搁进来，就不用管了。”
郑天华的400万全部投入了，并没有见到无锡市政府“立刻付给”的600万赞助款。孙昌平的解释是：无锡在换班子。郑天华上网一查，没有这回事儿。再问孙昌平，他只是“扯来扯去”，“你也懒得和他搞，搞得也累”。
郑天华估计孙昌平说的这笔钱短期之内解决不了，但毕竟“我们可以分头去想办法”。
郑天华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北京某医药公司总经理岳路。岳路早就听说了这个电影项目，一直在劝阻郑天华参与：“都不懂行，干这个做什么？”
这时，孙昌平的游说再次显示了功力，除了对郑天华说过的那一套，这次又加上影片海外发行权预售，“港澳台600万，保底400万；美国50万美金，英国50万美金，韩国马上签合同……”
如果说地方政府赞助和国家资助还有些影子，海外发行这个保票就真是在蒙外行人了。海外发行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在电影还不存在的时候，怎能有这些精确数字？
“当时我就做了一个粗略判断……基本上就是说开机一个月，本钱就回来了。我想反正资金占用时间短，也不影响我做下面的事。”岳路的思想转变很快也很怪，用事后他自己的话，是“不知错了哪根筋”。“五一”过后，在公司对此事并不支持的情况下，岳路仍坚持签了投资合同：他与沙隆达各投入400万现金，而九江公司以孙昌平运作国家资助、赞助款以及“人员设备折抵”，合1000万元。整部影片投资1800万元。
现金投资逐步到位，高群书分别从美国、日本与港台地区，落实了演员。由于影片几乎全部使用英文对白，中方演员主要来自港台地区，打造出一个包括刘松仁、朱孝天、曾江、曾志伟、林熙蕾等港台明星在内的阵容。
高群书提出按照主流商业电影的惯常操作，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孙昌平否定了这个想法，打了一个让导演和投资人都很兴奋的保票：开机当天，广电总局领导将带着300万元支票亲临剧组视察，中央电视台随即会在《新闻联播》播出影片开拍的新闻———还用开发布会？
对国家重点影片来说，广电总局领导慰问与《新闻联播》播出都曾有先例，比较近的就有《张思德》、《我的法兰西岁月》等。至于领导携支票到拍摄现场，至今未见有过资料记载。
5月22日，剧组举行开机仪式。孙昌平所说的领导、支票、央视全都没有出现。“他说：我得到最新指示，鉴于现在对日关系，这个事要低调，随后可能允许一两个领导以私人身份来。”岳路清楚记得孙昌平的解释。
开机仪式照例是设供燃香，“很蹊跷，香自己灭了。”高群书回忆道。
“他们可是圈内人”
5月底，岳路从公司出纳那里得知，自己的头一半投资已经以飞快的速度花掉了。孙昌平所说公家的钱仍是一分不见。岳路失去耐心，向孙昌平催问。他信誓旦旦，说突然接到电话，将“领导带来支票”的时间定在6月15日。大家又开始盼望这一天。
6月10日左右，演员经纪人打电话直接找到岳路，询问部分演员的二期酬金为何逾期未付。岳路发现，他和郑天华的投入已经所剩无几，“这时候我才着急，就开始天天催他钱了。”岳路说。他和郑天华又找导演问“抵押别墅”的事情，却是子虚乌有。
“我那套房子分给前妻和儿子了，我都没地儿住，到哪里弄800万的别墅去？”高群书莫名其妙。
郑天华和岳路思前想后，疑窦丛生。“老岳甚至问了我一个特别可笑的问题，他说，这电影该不会是偷偷拍的吧？”
6月15日，领导还是没有出现。有人告诫两位投资人，赶紧查账。
“孙昌平的老婆、妹妹、妹夫都在剧组里开支，什么都不干，拿相当于我一个导演的酬金。还有几个人，我压根儿没见过。”高群书说，孙昌平从执行制片人手里拿的钱，就有80多万元，“什么手续都没有。”
在岳路追问下，孙昌平为这些钱的去向拿出了一个单子：12万付版权费，10万给了这个编剧、那个领导……
还有50多万的去向，岳路打听到的情况是：“在我们之前，他用这个项目在江苏淮安已经忽悠了一年多。他当时买剧本、向电影局申报、拉一些人在北京吃喝玩乐，都是用的淮安的钱。他欠人家的钱，人家来一看，你又忽悠别人来了，他就在剧组搞一笔钱还给人家。”不少在剧组里设一个职位拿一份薪水的，恰恰是孙昌平的债权人。
至此，投资人无心再填无底洞，只想尽快找新的资金进场，最好自己能全身而退。但是剧组又不能停转———演员档期、摄影棚租期都是定死的，一旦停下项目不保，也将无法吸引新的投资。他们仍需不断支付零散资金维持运转，一边到处寻找新的投资。郑天华通过自己的关系找到刘晓庆的妹妹刘晓红的公司，“人家对这个项目还是感兴趣，结果一打听是九江公司，就撤了，怎么做工作也不拿钱———他们可是圈内人。”
寻找新投资的过程里，他们还发现孙昌平在“忽悠”这部电影之时，早有“前科”在身：2001年九江公司与长影厂、海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曾联合摄制名为《紫色的梦》的影片，时任电影局领导也曾探视剧组，但该片中途夭折，至今还有没解决的旧账。
孙昌平早出晚归，说是出去想办法，回来却一如既往两手空空。他开始赌咒发誓甚至涕泗交流，总之是尽量拖延时间。“估计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两个还能挤出钱来。”郑天华说。
资金吃紧的消息很快传遍剧组，没有拿到二期酬金的演员、摄制、场工乃至司机都开始闹意见。给剧组送盒饭的，带人堵住北影厂大门，不得不打110解决问题。非给不可的欠款，岳路和郑天华只得一笔笔借钱支付。
“你借高利贷，我们承诺还？”
时间拖延到2005年7月初，剧组要从小汤山景地转往天津拍摄。投资人向高群书诉苦：实在是一分钱没有了，能不能你先拿一点。高群书只好从自己的一个电视剧剧组支出5万元，付给摄影、场工、司机，以便开路转场。
临出发，孙昌平来找高群书。“他把我拉到里屋，要跟我说话，‘导演，我明天中午带60万到天津。’我说，‘老孙，你要是不带这60万去，你就不要再见我了。’”
这晚，高群书带剧组走了，孙昌平却被两个小伙子拦在屋里。在小汤山拍摄的近一个月，剧组又欠下11万元的盒饭钱没给，人家急了。
岳路和郑天华正好来逼孙昌平出局。“既然没有钱，你就出局，过去的账也算了。我们让律师起草了一个合同，要他放弃影片的一切权利，全权委托我们两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岳路说。
孙昌平不愿放弃权利。岳路与郑天华忙了一晚上，逐个跟九江公司的人谈，跟孙的妻子谈，让他们去做他的工作。再加以“利诱”：你把字签了，我们这就去找钱，把送盒饭的打发掉。
孙昌平终于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岳路也即刻出去拿钱付盒饭的账。回来时，孙昌平已不见了踪影。
剧组转到天津的第二天一早，剧务告诉高群书：孙昌平的老婆孩子不见了，他公司的所有人都不见了。孙昌平再也没有在剧组露面。“到后来片子拍完了他想见我，我不见。”高群书说。
孙昌平签字盖章、放弃影片权利的合同，岳路和郑天华第二天就交给剧组的人，去电影局办理项目变更。然而电影局一位相关人士接到孙昌平电话，说公司公章丢了。为了办事严谨，项目变更暂时不能办理。
天津的拍摄，经不住投资人再三央告，高群书又自己垫付20万元完成。回到北京，他与岳路商量下一步打算，岳路仍希望说服他接下这项目。
高群书很犹豫，借着对北京搭的布景不满意，宣布剧组休息5天。“我可以解衣以救人，要我舍己救人，我还做不到。我当时想算了吧，就停了吧。我就是一个导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这事就这样完了，太没面子。“一开始牛逼哄哄的，拍这么一个大的电影，现在成什么了，这是什么事啊？更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拍得还不错。第一次弄电影就这么夭折了，真是于心不忍，舍不得。”
他们估算影片还需要400万元，高群书说服朋友徐家轩，两人各筹200万，把片子接下来。条件是之前不合理的剧组费用不予报账，必须以自己更换掉孙昌平的出品人资格。“如果我不是出品人的话，不能保证这个片子按照我的想法走下去。我必须是。”
变更出品人，没有那么简单。孙昌平离开了剧组也并没有闲着，“他从武汉某集团找了400万，然后跟局里说：我不是不投资，我有投资他们不要。”
岳路说，“这400万，到8月底就要还560万。片子现在还没拍完呢，8月底就还钱？钱从哪来？”岳路和郑天华不认可这笔“投资”。孙昌平却已经签了合同，对方把钱调到北京，一看却做不了，气不过，把材料寄到了电影局，“这才戳穿谎言——他自己还是没有钱投资。你借高利贷，我们承诺还，这怎么可能呢？”
在电影局相关部门调解下，高群书与孙昌平共同成为影片的联合出品人。这个身份的转变，事后被高群书自嘲为“四大傻”之一———炒房炒成房东。
“贵圈真乱”
高群书拿自己电视剧的版权作抵押，四处筹措资金。“我还跟人保证，你借给我钱，如果赔了，我给你打工，明年年底我肯定还上。要说服人家电影能赚钱，怎么可能呢？我只能说我有个电视剧版权，他们都相信我的电视剧肯定是能够卖得出去的，也相信大家都是抢着找我来拍电视剧的。”
电影的拍摄，在7月23日结束。高群书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就蒙头睡觉，第二天开始，他闷头打了一个月的游戏。“我真的不能听任何人提这个电影，那种挫败感，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年年底，沙隆达公司被中化集团收购，内部班子开始调整。2006年1月，郑天华被免去公司副总裁一职。郑天华如今仍然守在北京的一个办事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部电影的事情了结完。“他们谁也不管，你把它了结完，了结不完估计还要追究责任。这是明说了的。了结完了，我也就做自由人一个。”
第一次拍电影的经历里，高群书最想说的，是电影圈里的一些人和事，他不理解，也看不惯。
变成“投资人”那天，他向剧组宣布：“以前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打工的，今天我是‘四大傻’之一，我只说一句话：相信我，就跟着我干，我保证你们在走之前拿到你们该拿的酬金；不相信我的，从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开始，滚蛋。”
摄影部门不干了，摄影师找他和岳路、郑天华理论：“你们给了我们钱，我们再拍行不行？”
摄影师也是情绪激动，冒出一句：不拍就不拍，片子不拍了我们不拿就不拿了呗。“可能他们是经历这种事太多了，拍着拍着完蛋了，谁也没拿到钱就走了，他觉得这个是正常的。”高群书只能这么猜测。
岳路也多少损失了一些信用：“这些年在朋友里面，两三百万，就是随便写一张借条，公司盖章什么的人家都不认，就要你岳路的‘借条’这两个字。这次我也是这样，急急火火地拿了两三百万嘛。结果这也是这么多年
来，我第一次做事没把钱按时还给人家。”第一次投资电影之后，他们有这样的愿望：“是否能有一种约束机制？就是一个项目，某一方投资不到位，反映之后，相关管理部门能按照电影法规做一个快速的解决。马上派人查账，若谁没有实际投入，就一纸通知，取消出品资格，好让有意愿也有实力的人来做。对国家也好，对企业、个人也好，都是一个损失。”
其实按照相关电影法规，取得了电影单片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就拥有了影片的出品资格，可以署名为出品单位，其法定代表人署名为出品人。孙昌平的出品人资格得以保留，在眼下是合乎规定的。只是在面对这个乱局的时候，现有法规显然不足以解决繁杂的问题。
“从高导那里知道，电影局也明确表态了：会负责任地严肃地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心里也踏实了。”岳路说，“当然千怪万怪也只能怪自己不慎重，没有头脑，不能说光怪他(孙昌平)一方。但是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影视投资这个方面还是有一种人，他们没有任何实力就去四处忽悠。”
(P115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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