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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俐
讲一个没人知道的故事。
1970年，她是上海外滩边上石窟门里长大的漂亮姑娘，初中还没毕业就响应“知识青年下乡去”的号召，一路颠簸到了江西吉水。原本她是可以留在上海的，但是必须下乡的
三姐有先天性心脏病，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她也跟着去了。没住过泥房子，没干过农活……倔强的她抹干眼泪开始收拾床铺，在没有玻璃窗的窗洞上贴纸，为了积到足够的工分可以早日回上海，她决定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干得多。
不久，知青永远扎根农村的消息也传来。一辈子留在江西种地，还是找个县城里的男人嫁了？她不知道。好几年过去了，她认识了他。他家也在外滩边，小时候也伴着汽笛声睡去，同病相怜让他们走到一起。
他常常光脚步行五里路到队里找她，一次晚饭后，借着酒胆问她要照片，说“不给就不走”。于是，恋爱关系因为“照片事件”确定下来。以后的日子里，他用借来的自行车驮着她去镇上吃炼乳，因为山路崎岖，把她摔得腿都破了。夏季河水涨潮，别人等着老表撑竹筏来摆渡过河，从小在黄浦江里一口气游一个来回的他背着姑娘稳稳游到了河对岸。夜晚他们坐在山坡上约会，月光下吹复音口琴，给她唱小夜曲。
后来，姑娘怀孕了，不知所措的他们到江苏淮安去找已经嫁人的三姐。小伙跟着做采购的三姐夫到处跑，想挣点钱。姑娘帮三姐带孩子，每天做很多重活，希望可以把肚里的小生命打下来，但是任凭她怎么折腾都没有用，最后他们去一个江湖郎中那里要堕胎药，郎中看着苦命鸳鸯，悄悄开了一服保胎药。
最后姑娘乖乖地带着小伙回到上海找母亲，母亲流着眼泪说：“你们一没户口、二没工作，生下孩子怎么养活？”她说：“我就是吃萝卜干也跟着这个穷小子！”嫁妆是两个热水瓶，姑娘住到了小伙的父母家。
1976年盛夏，顽强的小生命出世了，一家三口和爷爷奶奶挤在外滩边一幢石窟门的八平方米的后楼里。找不到工作没钱买衣服，她只好成天给女儿打毛衣，孩子长得快，她就织了拆、拆了织。每次抱女儿出去散步，邻居总说：“哎呀，小公主又来了。”接着小声议论孩子没户口，爸妈没工作。她听了心酸，他叹着气说：“没想到上海这么大，却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政策又来了，知青可以返城，但是结了婚的不能。走投无路的他们想出一个“馊点子”，分居闹“离婚”。可没人知道，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八点，他们会约在外滩见面。万一被人看见，户口和工作就没有着落了。他狠心抱着一路哭喊的女儿回到小后楼，她泣不成声尾随一路。
终于，好心的居委会阿姨帮忙说这个女人“没良心”，年轻轻的生了孩子就跑了！街道、民政局也睁只眼闭只眼地认定他们结婚不成立。听到返城落户消息那一天，她扔下手里的一切飞奔到婆婆家，把得了天宝疮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女儿五岁那年也终于报上了来之不易的上海户口，他们也有了工作，她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五块钱时，给女儿买了个大洋娃娃，第二个月的工资给女儿买了一串流行的项链，女儿却爱去抠上面的玫瑰红漆皮，不知妈妈一个月辛苦劳动，不舍得给自己买一样东西。
再后来他们天天往房管所跑房子，女儿六岁的夏天，在杨浦区的一个新工房四楼，他们一边在水门汀上刷绛红色的漆一边兴奋地说：“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年，他和她刚刚三十而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户口、工作、房子是很多家庭的难题。这些事情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不会理解。可对于在70年代出生的我，每每想起外滩灯下的那一幕，都仿佛近在眼前：外白渡桥昏黄的灯光下，拖船嗒嗒的马达声，桥栏边七天才能团圆一次的一家三口，他穿着洗得泛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忧郁地抱着两岁的女儿；她脖子上系着一条透明的黑色丝巾。她，是我妈妈。他，是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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