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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窦唯泼的，东西是窦唯砸的，车子是窦唯烧的，这首先是一起需要面对法律的事件，而需要面对法律的不仅仅是这些……
道归道，法归法
□口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
□采访记录本报记者程绮瑾
被窦唯焚烧后的汽车(图片来源：CFP)如果窦唯起诉陶毅制造虚假新闻，诉讼的性质应当是侵权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有关规定，原告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相应证据，如果证据不足，要承担相应后果。他必须证明对方有过错。他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说过这个话，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做不到。这个案例里，因为是电话采访，又没有录音，如果最后找不到有力证据，那么很可能判窦唯败诉。
这样的判定可能会造成媒体随意乱写，但是这是新闻伦理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对这个记者，如果今天窦唯起诉他，明天李亚鹏起诉他，后天王菲起诉他，反复引起官司，他还能在行业生存吗？对一个新闻事件，我们有时候需要社会判断，而不仅是法律判断。
目前在医疗、环保等领域，我们有“证明责任倒置”，新闻纠纷领域还没有。因为采访中发生的事情，通常由记者或者行业自律。目前这方面的纠纷还比较少。从国外的情况看，是没有必要追究的。比如窦唯，他只要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说过那句话，就可以消除影响了。名人和一般百姓不同，他可以找到其他新闻平台来声明。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不值得引起诉讼。
我们应不应该规定这种情况由新闻媒体举证？如果规定，是否会加重媒体的负担？对于新闻自由是否会有妨碍？这都需要详细的研究，不能由一个案例就得出结论。如果立法过程中，发现新闻媒体侵权太多了，才可能讨论出台这种规定。
证明责任加到谁头上，就对谁不利。所以法庭一般是强调尽可能询问当事双方，查明事实，如果事实真伪不明，才能使用证明责任。
如果是把私人聊天公开发表，那就有法可依，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对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这肯定是侵犯了隐私权。只有说明是采访的，才可以发表。记者必须主动说明，征求对方同意。因为记者是(新闻)专业人士，被采访者通常是非专业的，他们不懂新闻业的规则。专业人士相应的提醒注意的义务要重得多。
引用新闻应该核实，但是核实成本太高。所以对于引用者的责任，实际不怎么追究。如果不是显而易见，或者特别重大的事情，转引者应当有责任，但转引者的责任要小得多。试想如果要求所有转引者都必须先核实，那大家都不去转引了，就会影响到新闻的传播，和本该受到的社会关注。
这样的事情，如果以新闻法形式来判定更好。但目前只能依民法的过失大小来判定。举例来说，如果有新闻法，就可以规定，所转引的事项涉及社会重大利益时，应该核实，否则承担相应责任。或者明知该新闻存在重大疑问，没有核实就发布的，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民法中的关于侵权等的规定，来做出判断。
目前的假新闻通过新闻管制渠道可以避免。新闻用法律来管，相对难。因为一方面大众有知情权，有新闻自由，一自由就难免侵权，但是一限制，又没了自由。最关键还是新闻媒体的自律。
如果真正市场规律，你老做假新闻是卖不掉的，怎么可能生存下去？目前的媒体是怪胎，长期这么下去是不可以的。
在国外没有管制，但是他们对假新闻清理得很好。只要存在竞争，相信老百姓的眼光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日本生活过，那里更多地还是新闻自律。比如从没有规定媒体上不可以见尸体，但所有出现尸体的镜头都会遮挡。
国内自律性差，是社会道德低下的问题，哪一个行业的自律都不高，媒体也没法独善其身。
名人的隐私权范围小，因为他是名人，他应该知道，成名以后，有一些事情(权利)是要放弃的。老百姓的知情权有边界，但一两百年以来，边界始终没有确定。你越抗拒，越极端，可能越麻烦。名人应该学会自我保护。
(P116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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