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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报记者李宏宇
□受访尤伦斯基金会主任费大为
记者：随着纽约的拍卖，市场变得几乎“疯狂”，你觉得这对中国当代艺术会有什么影响？
费大为：市场的判断和艺术判断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关系。市场价格的高低和艺术的高低很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很多艺术家正在走上当年丁绍光的老路。
丁绍光曾经是1970年代末云南现代画派的开创者，其绘画的“装饰美”在“文革”后的特殊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前卫性。1980年代初他去了美国以后，迅速转向商业性绘画，不断重复自己的风格，在1990年代时已成为全世界价格排名第二的商业画家。当时，在中国艺术界还都很穷的时候，他已在美国的好地段买下了令人瞠目不已的豪宅。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样纯粹的商业绘画，美国画廊还是以“中国前卫艺术的领袖”作为推出他的展览的广告用语。可见前卫艺术家和商业画家之间在名分上的互相转换，在特定的语境下也是很容易实现的。目前西方市场所疯狂的究竟是有创造性的“中国当代艺术”，还是以包装和制造为特点的“中国商业艺术”？
学术机构和商业市场所面对的往往是不同的艺术家群体，在收藏的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别。纯粹的商业画家很难进入学术的运作系统中，但是学术上被认可的艺术家和作品却可以被商业市场所吸收。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批艺术家正在转变成商业艺术家。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他们的作品已经失去探索性、批判性和冒险性，乃至一味地重复自己的风格，在趣味上也越来越甜美。
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像韩国、日本、台湾，经济很发达，艺术市场也曾经在1980年代末走向高峰，也出现了一些对当代艺术的收藏。但是从根本上讲，“当代艺术”在这些地区是不成功的，它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而在本地区以相应的规模发展起来。因此，当代艺术在中国会不会站住脚，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记者：“根本上不成功”怎样解释？
费大为：非赢利的学术系统对西方的艺术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只要你是好的艺术家，不管有没有商业价值，都有可能被这个系统所发现。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或美术馆都有可能来帮助你，支持你，包括一些好的画廊也会这么做。他们会主动去寻找、发现、支持那些有艺术创见而在市场上难以推广的艺术家。
非赢利系统是由独立于商业操作之外的专家所组成，商业系统中有专业眼光的专家也不乏其人。这两种系统的专家加在一起，可以把艺术系统的运作建立在一个完全不以获利为目的、或者至少不以短期获利为目的的基础上。这种脱离商业运作系统的存在，对当代艺术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亚洲国家就不是这样。没有市场效益的作品，哪怕是很有质量，也得不到任何系统来支撑；或者只能得到非常薄弱的支持，这种支持不足以支撑较长时间的发展。我所说的不成功，主要是指在这些地区没有发展出一些机制来支撑有学术水准同时又暂时没有商业价值的艺术。
中国非赢利性系统的不发达，导致文化发展只能朝着商业化方向去走。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三五十年，那么中国产生新文化的机遇将会永远消失。
记者：你跟很多中国当代艺术作者谈过心。眼下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有定力的人多吗？
费大为：有定力的艺术家目前不太多。有时跟那些好的艺术家谈话，根本就不用说很多话，只要只言片语，甚至互相看一眼就够了。
我听说中国的一些有钱人赞助一个艺术展览，出很多钱来做活动，请人写文章吹捧展览的作品，出版精美的画册，组织学术讨论会，租用豪华宾馆等等，完了以后，他就有权把所有的作品都卷走。这种现象在国画这方面比较多。有的西方收藏家在赞助中国艺术家时，提出很苛刻的条件。他给的赞助费很少，却要求艺术家用很低的价钱把作品转让给他。有的甚至要求艺术家按照他们的意志去实现作品。
对艺术家来说，最理想的条件就是能够做新作品，而且是非常自由地做新作品。这就很需要非赢利机构来提供条件。怎样用钱来抵制钱的副作用，来促进艺术的独立和自由发展，这是专业机构应该去做的事。
记者：你自己对于当代艺术收藏的看法是什么？
费大为：收藏对我来说是一种投入艺术史的方式，做收藏也是在写历史。这有两层涵义。一、我认为收藏不是跟在潮流后面走，而是要通过参与当代艺术的前沿的活动，比如制作展览、制作新作品来推进、发现新的局面。因此收藏也是创造，也是和艺术家、评论家、策划人一起去谱写新的历史。收藏活动应该介入最前沿的活动，应该去开创一些新的艺术观念和收藏观念，去推进艺术的发展，并从中发现存留历史的新方式。我希望我们的活动不限于我和艺术家的对话，而且也为中国艺术家、评论家跟一些好的西方评论家、策划人的对话创造条件。市场和时髦可以掀起一种影响力，我希望有另外一种影响力的存在。二，收藏必须构造对历史比较完整的理解。收集旧作品的过程也是在重新反思历史的过程。能够用旧作品来勾画出一个过去的历史轮廓，也是写艺术史的一种方式。一套收藏是否有价值，不是看它包含了多少“名作”，而是看它是用什么观念把这些名作串连起来的。整体历史观的高度会最终决定整体收藏的价值。
记者：政府的行为和态度在这方面重要吗？
费大为：当然，政府的行为起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在整个文化领域里，我是相信个人的力量的。你说文艺复兴，意大利政府起到什么作用？印象派出现，野兽派出现，你说法国政府起到什么作用？新文化的产生当然跟当时的政治、经济、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些因素，那就是文化气候，哲学、人文，世代的思想，促成了这种气候。最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看有没有天才艺术家的出现。天才艺术家、批评家这些个人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最终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定音的往往是几个具体的天才艺术家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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