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画及屋的“偏执狂”

　　从文人、“卖字画的”到收藏家，现在他自己出钱建了国内最大的美术馆，今后“还考虑再建一个更好的美术馆”

　　爱画及屋的“偏执狂”

　　□本报记者王寅文／图

　　陆挺(左)与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共同鉴赏仇英的《江南春卷》只要人在南京，陆挺每天都要到“第壹区”工地来看看在建中的艺兰斋美术馆。

　　陆挺现在的身份是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早年的他热爱文学，曾在全国微型小说比赛中获奖。作家陈村的散文《躺着读书》写的就是当年的陆挺：“他睡单人床，床边有书两排，贴墙而起，自床头伸至床脚。我在他床上躺过一躺，平平卧起，放出右手，就像身边长着一棵书的树，任采任摘。”

　　陆挺收藏了上万件文物，其中元明清书画珍品3000余件，包括明仇英的《江南春》手卷在内的国宝级文物有数十件。

　　1970年代末，陆挺开始接触并收藏各种各样的印刷品。“通俗点讲，最初我就是卖字画的。”陆挺说。“古玩圈子里都是这样，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我的个人藏品，甚至整个艺兰斋的藏品，都跟我的个人喜好有关。我的个人藏品能够建成国内大的美术馆，这也许是歪打正着吧。”

　　从前年开始，陆挺着手建造艺兰斋美术馆。陆挺原打算请贝聿铭设计该馆，最终请来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原因很简单———黑川纪章已经设计过27座美术馆。

　　艺兰斋美术馆把他在60岁时建造一座美术馆的计划提前了16年。

　　接受采访时，今年46岁的陆挺不讳言自己有些偏执——

　　记者：现在国内很少有收藏家像你这样来做收藏的？

　　陆挺：不可能再有人像我这样做收藏了，没机会了。20年前，再好的东西卖几千块钱就了不起了；目前一件好东西动辄就卖几千万，而且好东西越来越少，买不到了。

　　我现在的收藏，与1920、1930年代的收藏家，比如张伯驹、庞莱臣、吴湖帆等人相比，也不算什么，那时的好东西多。

　　记者：你的“眼力”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陆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还处于“半地下”状态，大陆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收藏品市场基本上是对外的，来者基本上都是台湾人、香港人、日本人。海外培养收藏家眼力的方式是拍卖，而我们这样搞“地下工作”的，则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

　　新的文物政策出台后，国家也提倡“藏宝于民”。近5年，拍卖行业逐渐火爆，“文物倒流”现象越来越明显，有眼力的收藏家也越来越多。

　　如果10多年前我就能预知目前的行情，我就只进不出了。可是那也不现实，如果只进不出，我的资金周转就会出问题了。我现在是很纯粹的收藏家，只进不出了。

　　记者：如果让你写一本收藏方面的书，你会写什么？

　　陆挺：我就写一本《贩画记》，每一件东西都写一个“缘分故事”。很多东西很好玩的，《金农十七帖》，就是金农写的17封信。这些信札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比如金农的代笔问题，所谓“无金农”，就是金农不会画画，他所有的绘画都是代笔。

　　邓之诚有一本书叫《古董琐记》，就是作者的见闻录，讲的是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琉璃厂跟文物专家和文物贩子之间的交往。其中有一小段就提到，翁同騄跟他说自己见过10余通信札，其中有一封就讲金农找一个姓杨的人给他代笔，代笔也是要付稿酬的。很多研究金农的专家，谈到这个，都会把邓之诚的《古董琐记》里的这段话引出来。

　　我开句玩笑，叫“物归有缘人”，几十年后，那封信札现在在我手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札后面有翁同騄题的款，证明翁同騄看的就是这封信札，而且这里面的内容跟邓之诚在《古董琐记》里面写的内容完全吻合。

　　1994年我在日本看到过金农的17通信札。最初我对这个东西不太吃得准，就没举牌，结果被别人出了11万多元拿走了。

　　2000年时，有一次在瀚海拍卖行，我遇到一位天津的朋友。我跟他讲，金农有一本信札很好的，不知道给什么人拿去了。那个朋友讲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说，那本信札就在我车子的后备箱里。我以为他讲着玩呢。他说我刚给启功看过，启功说这真了不起。

　　我老讲两句话：“物归有缘人”和“至诚通神”，你没法解释这个东西，如果那天我没有遇到他，或者遇到了也没跟他说这件事儿，就没有下面的故事了。

　　记者：如果这个东西跟你有缘的话，最后还是归你。

　　陆挺：你要这样说也对。信札已经给他卖掉6通了，我买到了11通。我叫他这几年不停地在帮我找那6通的买家，现在已买回来4通。最初17通信札也就值十五六万元人民币，现在一通就值七八万元了。

　　这几年国力在增强，文物在回流，我们也做到能让好东西留在国内了。

　　记者：美术馆就要完工了，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陆挺：突然间觉得很轻松。讲得狂妄一点，刚开始我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但到最后就没感觉了。现在用钱去衡量这些藏品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都是原作啊，你跟古人对话，蛮有福气的。等到真正完工时，再坐到美术馆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记者：将来的美术馆想做成什么样？除了古代字画藏品外，会不会有一些现代艺术展？

　　陆挺：这一块现在也正在着手做。比如张大千，我们也收了50多幅；还有徐悲鸿自画像、蒋碧薇(徐悲鸿的前妻)的正面裸体图、甚至连徐悲鸿与蒋碧薇的

　　作为美术馆来讲，还有一个侧重点是文献方面的，比如画家的手札。最早的信札是明代的。清代的很多，包括袁枚、翁方刚等等。金农的信札就有3本，包括五十几封通信。要是现在有人想拍金农的电视剧，我就把这些信札整理整理，里面全是故事。

　　以后，艺兰斋可以请几位学术界的人牵头，搞一个研究院。好多美术史上铁证的东西都在我手上，比如赵之谦的代笔问题，比如画家之间的一些交往……

　　记者：建美术馆时，你有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陆挺：我把所有经营项目上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建设，短期的平衡点我根本看不到。建美术馆，已经不完全是我的一种兴趣了，我觉得那是一种理想，我陶醉于此。

　　一个做景观的德国公司曾问，“第壹区”在欧洲哪个国家？有人跟他说在中国南京，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他来了之后说，现在在中国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

　　今后也不排除我到日本挖个美术馆长来。日本人的工资也没有高到我们不能承受的地步，如果策展和研究有这样的需要，我就会有这样的决心。有好的判断，然后有好的选择，我觉得，找人才和选择藏品是一样的。

　　记者：以后还会再建吗？

　　陆挺：那说不准的。如果我们这种模式很好的话，就有可能在哪个城市再建一个，藏品可以共享。

　　记者：等以后班底全打好以后，你自己在美术馆是什么角色？陆挺：我赏画就行了。我甚至还考虑以后再建一个更好的美术馆。

　　如果再建美术馆的话，我想应该是这样的：50岁时找一块地，找一个设计师；55岁时方案定下来，开始做土建；然后用5年或10年时间把它建成。

　　这种想法听起来很疯狂，但做起来很容易。建美术馆这件事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事情，想好了就去做。我这种快乐是一个人的快乐，很难与人分享，也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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