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宝荣
对全世界的戏剧人而言，2006年有两位值得缅怀的伟人，一位是易卜生，另一位则是萧伯纳。而对中国戏剧界而言，两位大师尤其值得大张旗鼓地纪念，因为他们都对推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有着难以磨灭的贡献
对全世界的戏剧人而言，2006年有两位值得缅怀的伟人，一位是易卜生，另一位则是萧伯纳。而对中国戏剧界而言，两位大师尤其值得大张旗鼓地纪念，因为他们都对推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有着难以磨灭的贡献。然而，无论就纪念规模还是就活动形式而言，萧伯纳所获得的待遇显然逊于易卜生，难免令人遗憾。
一个世纪之前，情形似乎并非如此。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就传统戏剧的何去何从发生了激烈争辩。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鼓吹彻底废除的，还是主张温和革新的，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国门之外。一时间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外国戏剧译介热潮，那些活跃在欧美舞台上的剧作几乎同步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效法之楷模。而在众多西欧戏剧家中，名声最响、影响最大者当属易卜生和萧伯纳。
我们习惯将萧伯纳在很多方面与易卜生比较。两人都是来自欧洲弱国，易氏出生之时，挪威还是丹麦属地、人民不断抗争；而在萧伯纳的青年时代，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同样如火如荼。因此，两人都对争取独立与自由有着极其深切的体会与追求，对所处的社会现实极度不满，在创作中两人都极其鲜明地表达出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批判精神，主张摈弃以罗曼蒂克、尖锐情景和血淋淋的结局来构筑情节，坚决反对以巧合、误会和离奇的情节耗尽观众注意力的所谓“佳构剧”，萧伯纳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这一切对正处于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
萧伯纳的剧作家生涯又是与易卜生密不可分的。这位爱尔兰人原先至多是位二流的小说家，正是由于结识了易卜生作品的英国翻译家和批评家威廉·阿契尔之后，才开始尝试戏剧。1891年，伦敦独立剧院创办之后，他的“易”式处女剧作《鳏夫的房产》被搬上舞台。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题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文，深入讨论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先进性与现实意义。他认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传统戏剧已经过时，如《奥塞罗》就是一部“不能产生现代意义的真悲剧”，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则有力地干预、揭露社会矛盾，萧伯纳曾说：“在她(挪拉)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萧伯纳开始了其戏剧家生涯，在其近半个世纪创作的五十多部作品中，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有《不快意的戏剧》中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快意的戏剧》中的《武器与人》，以及《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和《卖花女》等剧，看得出都带有“易”式戏剧的印记。
早在1921年，萧伯纳的剧本就被搬上了上海的舞台。汪仲贤、夏月润等人就在上海新舞台演出过他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被认为是提倡“西洋派”戏剧的一次重要实践。只不过，由于中国话剧当时十分稚嫩，舞台技术十分简陋且洋相百出，再加上演员只会照本宣科，因而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演出却引起国人就戏剧的“职业化”问题展开讨论，否定了以商业化为指归的戏剧职业化现象，而肯定了追求艺术与进步的“爱美剧”，也算是个意外的收获。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家几乎无人不读萧伯纳。无论是洪深还是曹禺，都曾经是萧伯纳的忠实学生。曹禺在南开大学就读时不仅修学过萧伯纳戏剧课程，而且其毕业论文也参考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的观点。戏剧大师黄佐临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伦敦留学时更算得上是萧氏弟子，而将“Shaw”译成中文姓氏“萧”而非“肖”也与佐临先生有关。萧伯纳的戏剧至今已有30余部被译成中文在国內出版，其中有的有两三种译本。据《外国文学论文索引》的不完全统计，评价萧伯纳的旧籍和文章，仅1919年至1964年就有88种之多，倘若算到现在，早已数以千计。而剧本翻译方面，早在1925年，潘家洵就翻译出版了《华伦夫人的职业》。至上世纪30年代，中国则兴起了一股萧伯纳翻译热，如被徐志摩称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第一人”的熊式一先生翻译了《人与超人》，金本基则较为系统地将《不快意的戏剧》等译成中文，其他知名译者包括张梦麟、胡仁源、钱歌川等人都有肖剧译本。新中国成立之后，萧伯纳剧本的翻译与上演在50年代依然受到重视。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1980年代末上海戏剧学院曾经上演过根据其《卖花女》改编的音乐剧《窈窕淑女》。而1990年代初，北京的舞台则曾经先后上演过《武器与人》以及英若诚翻译并导演的《芭芭拉少校》等。
然而，就总体而言，萧伯纳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命运并不尽如人意。如果说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还有过起伏盛衰的话，那么萧伯纳戏剧基本上没有掀起过什么大的波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预言的相反，莎士比亚历经三百多年的考验依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而易卜生的“问题讨论剧”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淘汰，这也许是萧伯纳所始料未及的。
照片说明①萧伯纳和蔡元培等在莫利哀路29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