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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枣树》的导演黄盈对“校园戏剧”的提法很反感，但他无法否认，自己的戏剧经历离不开校园的干系
丢下一粒籽，发了一棵芽
□本报记者石岩
话剧《枣树》中的“胡同串子”大部分是大二、大三的学生扮演的艾立群／图
26岁的王少毅是自由职业者。在大学的校园剧社里，他曾演过《麦克白》。毕业4年了，他跟当年的校园剧社还有联系。最近一回，他把自己做生意赚的钱投到剧社的原创戏《枣树》里，尽管明知要赔本———大约投四万，赔一万五的样子。
这4万块钱是王少毅和黄盈一起凑的。黄盈是《枣树》的导演。
6月1日到6月4日，在北京人艺小剧场，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的学生们把一则社会新闻扩展成一出有须有尾的京味戏。
这部戏的口碑不错，看过戏的人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做起了票务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业余玩票话剧的尹韬发了500多条短信向他的朋友、同事推荐《枣树》，阿丘、崔永元、敬一丹纷纷被他“忽悠”进剧场。首演一场，尹韬的“亲友团”购票43张。
“老礼儿咱别忘了，临走把窗户纸帐捅喽”
跟一般的话剧舞台相比，《枣树》的舞台素净得近乎“寒碜”。
白色的无纺布蒙在大小高矮不等的铁架子上，错落地摆成山墙、门楼、小平房，乃至一个北京大杂院。各家各户门口要么堆着缺了腿的桌子、板凳，要么堆着一堆废纸箱子，有些东西上头还宝贝似的苫着一块油布。院里有一个砖头砌的自来水池子，拧开铸铁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投影仪洒下满院树荫———那是一棵看不见的枣树。
小院面临着拆迁的威胁，几户人家各怀心思。
睡眼迷离、习惯于一路小跑的出租车司机赵刚忙着搭小厨房；没有正式工作、伸腰拉胯、“不着四六”的关乐和新过门的外地媳妇小翠忙着划拉二手房；老实巴交的关磊和泼辣快性的媳妇亚萍真真假假地闹起了离婚。
而何大妈最放心不下的是院子里那棵枣树。树是她和老伴一起栽的，风风雨雨地荫护了小院几十年，老伴去世之后，何大妈就把这棵树当作老伴的化身。房子要拆，树能不能留下？
为了保住枣树，何大妈的儿子何鑫跑园林局，给拆迁干部塞烟，央告邻居签保树的“万民表”。可胡同还是要拆，枣树生死未卜。
就要搬家走人了，何鑫招呼街坊：老礼儿咱别忘了，临走把窗户纸帐捅喽。几家男人应声出来，竹竿一挑，布在窗户后面的光登时从窟窿里射进来，把那份空洞和残破照得触目惊心。
在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高大爷总也记不住他的新家叫什么“园”——那是一个他哆哆嗦嗦地展开地图，左找右找也找不见的地方。
——这些地地道道的“胡同串子”大部分是大二、大三的学生扮演的。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的化装师知道，“仔细看看，他们还是孩子”。
“回家问你爸你妈去”
刺猬头，穿一件洗薄了且辨不清本色的文化衫和一双扎着皮包头的布鞋，28岁的黄盈是这群孩子的头。他是他们的辅导老师，也是《枣树》的导演。
严格来说，《枣树》是一个“习作”。它从一条新闻扩展而来，最初的版本是一个15分钟的排练小品。
2004年夏天，北国剧社的成员、大四女生吴暇在北京电视台《第七日》栏目看到一条新闻：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面临拆迁的时候想留住自己和老伴栽的一棵树。
吴暇把这件事告诉想排一出市井戏的黄盈。想排市井戏的想法源于从2002年，剧社出现了“帅哥美女荒”，演莎士比亚的戏，演员的形象是有底线的，只好演市井喜剧。
黄盈曾一度想演“袁崇焕纪念馆”的故事：北京的一户人家守袁崇焕的尸骨守了几百年，直到政府组织大规模拆迁的时候，才被发现。结果这家人搬走了，但他们的房子被修成了“袁崇焕纪念馆”。
“但这件事过于戏剧化了，听着就像编的”，听吴瑕讲了枣树的故事之后，黄盈觉得发现了更好的题材：“这个特别纯粹，就是人跟树的关系。”
吴暇把《第七日》的报道写成一个剧本，因为不太成熟，这个剧本没有被黄盈采纳。不久，吴暇毕业，到北京一家中学当老师去了。但“枣树”并没撂下，黄盈对枣树的意象念念不忘：“咱北京有很多枣树，枣树可以说是胡同院落的一个象征。随着拆迁，这些东西都没了。”
2004年底，黄盈把“枣树”排成一个15分钟的即兴小品。
小品的情节极简，对黄盈来说这是一个实验，实验的结果是，“我发现演员有这个能力。只要我能提供完整的幕表，然后到排练场里去筛选，应该能完成一出大戏。”
所谓幕表制，通俗地说就是导演提供“戏架子”，演员往里添“戏肉”。
由于演员的年龄和阅历有限，像“两口子打架”、“假离婚”这样的戏，最初他们不知道怎么演。黄盈给他们支的招儿是：“回家问你爸你妈去。”
“捞”来的演员
尽管手底下带着一群“学生兵”，黄盈对《枣树》是“校园戏剧”的提法却很反感。
“我们做戏，惟一的原则是戏剧本身。不会因为我们是大学生，我们就把戏剧的标准降低。”黄盈说。
其实，到底是不是“校园戏剧”只是“名实之争”。黄盈无法否认，他的戏剧经历离不开校园的干系。
1997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生物系上二年级的黄盈看到当年名动京城的人艺大戏《古玩》。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话剧。
看完《古玩》，黄盈就“掉进去”了。这出戏对黄盈的“震动”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完全不加选择，一出接一出地看戏，“只要是有戏就去看”。
看了一年，黄盈觉得自己也可以做戏了。
他攒了几个同学，排了一出《李尔王》。那时候，农大还没有学生剧社，黄盈组织起的是一支几乎没有舞台经验的“草台班子”。这支“草台班子”却迅速在农大名声鹊起。
那时，以一年一度的北京市大学生文艺汇演和大学生戏剧节为纽带，北京高校学生剧团之间往来频仍，哪个学校有戏，周边学校学生剧团的成员都跑去看。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黄盈的草台班子被请到各校去“巡演”。
本来，黄盈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是考托福考GRE、出国。“巡演”改变了他的选择，他知道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生物，而是戏剧。
本科毕业之后，黄盈一边做平面设计糊口，一边应邀给北国剧社的学生排戏。两年之后，他考入中戏导演系，同时也从北国剧社的“编外”导演升格为正式的辅导老师，掌管起北师大招话剧特长生和北国剧社招社员的“大权”。
“很多学生报话剧队是为了高考加分，在此之前，他们对戏剧的了解只限于语文书上节选的那段《雷雨》。”黄盈说。
陈磊是黄盈从食堂里“捞”出来的。
高三的时候，为了高考加分，陈磊“突击”过一阵话剧———买来人艺经典剧目的光盘，一张接一张地看。
话剧留给陈磊的第一印象是人们站在舞台上大段大段地念华丽优美的台词。参加特长生考试的时候，陈磊模仿的是朱旭在《哗变》中扮演的角色。
结果，身材矮小的陈磊落榜了，除了黄盈，另外两位主考老师给他打了很低的分数。
好在没有加特长分，陈磊也一样考进了北师大。
有一回黄盈在食堂吃饭，发现坐在旁边的就是背《哗变》台词的小男孩，他对陈磊说了一声“你来”，就把他招进“北国剧社”。
刚参加剧社的时候，胖女孩陈楠的“戏剧基础”跟陈磊半斤八两。
早她半年进剧社的社员们还记得陈楠来考试的情景：“扎着两条小辫，穿一件铁臂阿童木的T恤，念了一段‘鹅鹅鹅，大白鹅’的绕口令，表演了一个宿舍纠纷的即兴小品。”
老社员们开玩笑，进剧社的头半年，陈楠只演了一个像样的角色，那还是因为那个角色的戏服过于肥大，别人都穿不了。
在《枣树》里，黄盈把活泼开朗、喜欢占主导地位的陈楠和高高胖胖、性格温和的男生王博配成总爱吵架的关大嫂和关大哥。他们的大部分台词都是以“两口子打架”为题，在即兴小品中你一句我一句地凑出来的。
陈楠喜欢这样的排练方式，“就像做游戏一样”，在一个一个的即兴小品训练中，她的表演潜能慢慢释放出来。
这样的排练，对黄盈和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养成”过程。
“如果你给我一批专业院团的演员，我可能排不出《枣树》这样的戏来。因为我能凑起来的彼此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的专业演员可能不超过5个。”黄盈说。
“赔本赚吆喝”
“我们就是赔本赚吆喝。”演出开始之前，负责“服装造型”的女孩白先陆一边带着我参观分散在各处的道具一边这么说。
那些小马扎、小竹椅、四条腿不齐的小炕桌、废旧纸箱子和旧自行车是他们从亲戚家、从师大家属区一点点凑起来的。
演出租车司机的陈斌、演拆迁办秘书的邱磊、演居委会主任的洪亦蔚跟其他几位同学正走里走外地忙着装台。在此之前，他们刚骑自行车从位于北二环和三环之间的学校赶到位于城中心的剧场。
“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野路子。”黄盈把我叫到水池子跟前。水池子的内槽里铺着黑色的编织袋，我想掀开了看看底下的究竟。“别掀了，底下垫的是卫生巾，学生自己想出来的，舞台上没法排水。”黄盈说。
演关大嫂的陈楠让我看她和关大哥的“结婚证”。那是一个获奖证书大小的“线替”面的红本，封皮上烫着一对龙凤，中间是歪歪扭扭的双喜字。内页贴着一张用数码相机照的、用黑白打印机打出来的合影：一身花衣服的关大嫂手里拿着一束花，她身边的关大哥扭捏地冲着镜头笑。
这个“结婚证”在戏里只有一次露脸的机会，演“两口子打架”的时候，关大嫂把它扔在地上。
“开始想让办假证的给做一个，后来为了省钱，我们‘舞美’同学就自己做了。”女孩讲解道。
对照着戏单，我问制作人王少毅和导演黄盈，印在上头的两个联合出品单位各司何职。问到校团委的时候，两人讳莫如深地笑笑，不置可否。问到那家文化公司，少毅指着它的名字说，“他们的作用就是给了这个招牌，因为学校没有商演的资质。”
“提供这个招牌要收费吗？”
“不收。都是朋友帮忙。”
除了这家文化公司，帮忙的还有“舞美”和“服装”。他们都曾是中戏或北电的学生，玩过校园戏剧，现在在艺术院校当老师。
“穷剧组只能靠朋友。”在《枣树》的官方“博客”里，不知道谁这样“世态炎凉”地写道。
在黄盈看来，这些都不重要。“戏剧是一种人格养成。”他说。
戏单上印着生志昊的名字，他的角色是“副导演”，在2005年版《枣树》中，他是出租车司机赵刚的扮演者，现在，他是北京44中学的化学老师。跟小品版《枣树》的剧本执笔吴暇一样，戏剧像种子一样留在他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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