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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峰对峙
上海，一家独大
三家“巨”院
□本报记者张英□实习生宋涵陈鹏刘建彬
《北京人》是李六乙在“人艺”11年导的第4部戏，上一部还是5年前引发过争议的《原野》李晏摄“明年是中国话剧100年。”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沈玲说，“但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话剧行业的整体处境并不令人乐观。因为院团合并和部队精简编制，我国原有的88个话剧团现在只剩下78个。在这78家剧团中，除了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中心等十家话剧团还能上新戏有正常演出外，更多的剧团完全靠政府活动、全国评奖、课本剧维持日常生存。”
“人艺”：恢复艺委会？
员工：300余人
财政拨款：每年5000万元
《白鹿原》首演那天，在演出后台，导演林兆华说，“《白鹿原》能够登台演出就是胜利。”
《白鹿原》原定用“人艺”最强演出阵容，但到正式建组前两天，抽掉了大部分演员，只剩下主演濮存昕、宋丹丹。剧组只得从空政话剧团协商借人。
一位对此不满的戏迷在“人艺”论坛里发帖子质问：“这还是‘人艺’的戏吗？这大部分演员都是总政的了，那干脆就把这戏给人家总政不就行了，而且还要再改一下，应该说，总政将‘人艺’的导演和二位演员借去排《白鹿原》！”
在一些熟悉“人艺”情况的人眼里，《白鹿原》发生的变故只不过是以往的重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艺”老员工认为，“当年于是之时代行政上只五六个处，现在变成了13个处，28个正副处长，以前发通知，现在变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机关文件’。现在上什么戏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艺术质量没有人抓。反正现在‘人艺’的所有经费是北京市政府掏的，政府只有演出场次的考核，没有市场票房方面的考核。”
另一位“人艺”老演员也感叹：“现在表面看起来，‘人艺’天天有戏演，但都在200人的小剧场演，千人大剧场大部分时间空着。‘人艺’是创作单位，不是演出单位啊！2005年演了280多场戏，小剧场演出的戏倒占了近200场。”
1992年于是之退休后，一批老艺术家被请出“人艺”艺委会。1996年，艺委会基本停止运作。“人艺”一位老演员对此感叹说，“现在‘人艺’没有艺委会，也没了以前的总导演负责制，这个双轨制正是过去‘人艺’出精品的重要手段。”
“‘人艺’只有体制改革，保住人才，挖掘人才，‘人艺’才能够立住并发展下去。”宋丹丹说。
3月2日，“人艺”党委书记马欣在庆祝首都剧场落成50周年的会议上宣布，“人艺”今年将恢复艺委会，由20名左右艺术权威人士组成的艺委会对艺术创作进行管理和决策。
3月22日，“人艺”副院长崔宁宣布，在未来4年里，“人艺”将花3.4亿元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到2010年，新建成的“人艺”将是现有面积的一倍多。这个名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工程已列入北京“十一五”文化建设项目。
林兆华认为，以前的艺委会由于是之、林连昆、苏民、英若诚等艺术家组成，“人艺”现在恢复艺委会是个好举动。现在的领导是否愿意放权，这个艺委会怎么操作，由哪些人组成，能有多大权力和责任，这是关键问题。
“国话”：“赵有亮时代”？
员工：426人
财政拨款：每年按人头费拨款1180万元，另每年给予50场次演出补助费，一场1.5万
赵有亮现在全部精力都在剧院建设上，这可能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儿了。他很羡慕“人艺”，因为“人艺”有首都剧场和两个小剧场，而“国话”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剧场。
作为“国话”的首任院长，赵有亮要实现“5年内建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剧院”是他任期目标里的重要部分。
“国话”演出监督刘铁钢说，“我们在保利剧院那边演出，放一个广告牌就要收1000元；而我们在美国一个剧院演出租金仅仅为1美元！新加坡剧场一天租金才1500新币，而当地的小学教师月薪有4000块钱，也就是说，这个小学教师可以一个月租上3天剧场。为什么中国的文艺演出票价高？这是由剧场决定的！国家对于剧场的收费也高，水费、电费和宾馆一个价，这样恶性循环，老百姓就看不起戏了。”
虽然没有剧院，但李六乙还是想去国家话剧院。“‘国话’虽然没有自己的剧场，也没有‘人艺’那么多政府拨款，但创作环境很自由，领导懂艺术创作，允许艺术多元化，艺术战略方向很清楚，特别尊重主创人员个性。”
孟京辉1991年进入“国话”的前身中央实验话剧院，在那里工作了15年。“一直到我和‘儿艺’合作前，所有戏都是在‘国话’做的。到现在，我还每年做一个戏。在‘国话’做戏很简单，导演弄完剧本，把剧本给赵有亮，他如果认为不错，然后剧院剧目创作室的老师就找我一块商量，问我的艺术想法和剧本阐释，他们觉得好就说‘好吧，你先试验着搞吧。’然后钱和人都到位了，领导看一下，最后弄完了。”
“体制很重要，人其实更重要。”孟京辉说。
田沁鑫回忆：“2003年，我的《赵氏孤儿》已经上马了，结果林兆华来找赵有亮，说‘人艺’不让做(《赵氏孤儿》)，能不能在‘国话’做，赵有亮当时就很痛快地答应了，说要不然做两个版本。他都没有说‘小田你别做了，让老林做’，也没有说‘老林你别做，我们这小田已经做了’。”
一位“国话”的制作人说，现在看起来，“国话”比“人艺”好，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像两家剧院。
“国话”副院长查明哲注意到的是两家剧院合并以后出现的新变化。“在戏的生产上，国家话剧院的成立并没有带来促进。以前我们分别作为青年艺术剧院和实验话剧院，生产的剧目比现在的‘国话’多。而且因为是国家话剧院，在艺术生产上也客观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只能做纯艺术类的戏，不能做市场商业性太强的戏，生产反而不如以前那么活跃了。”
在濮存昕看来，“现在都提‘国话’一年能排6部新戏，挺厉害的。可有些戏可能并不成熟，演个10场以内就收摊儿了，票房回收多少，观众能有多少？实际上，‘国话’没有市场深度影响力，只有项目上的影响力。而且‘国话’也和‘人艺’存在同样问题，比如在艺术上没有中心灵魂人物。”
“上话”：钱多了？
合并前：年演出收入最高98万元
合并后：年演出收入近800万元
1995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基础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
从成立起，“上话”就实行新模式：在运营、行政上实行总经理制，创作上实行艺术总监制，各负其责。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艺委会，艺委会下设人艺、青艺两个制作体。在制作体外，还有一些独立制作人，制作了包括肢体话剧、贺岁话剧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剧目。制作人对戏负责，与导演、编剧、演员、舞美合作，从剧本创作到排练生产、演出销售一抓到底。
曾经反对将“上海人艺”、青年话剧团合并的深圳大学教授熊源伟说，“我曾对当时的上海文化局长说，把两个有特色的剧院合并掉会失去竞争，不利于上海戏剧的整体发展。但这10年的事实证明，‘上话’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走在了全国戏剧团体的前头，10年来出人又出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介绍，“人艺”的李龙云写出《正红旗下》，先是给“人艺”的，“人艺”不排，作家很苦恼，后来把剧本给了“上话”。结果，《正红旗下》不仅在上海演出火爆，去首都剧场首演时，当天票就卖光了。
《商鞅》作者姚远说，这个剧本是1988年写出来的，“谁知道国家出了几件大事，这个戏就搁下来了。”在几年时间里，他拿着剧本找了好多剧团。很多剧团不敢演，一直到1996年，被“上话”搬上舞台。
原中国铁路文工团总团团长陈薪伊导演了《商鞅》，后来成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签约导演。
陈薪伊在铁路文工团时，就想聘一个经理专门管剧团演出开拓市场。“我们制作出来的戏剧得了奖然后就打包不演了，因为我们没有搞演出经营的人。你是宗教、庙宇、殿堂，那还得有人管布施的箱子。即使是个普通的生产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有供销科去销售，而我们这么大的戏生产出来后，却没有人管。‘上话’的制作人制不仅有两个制作体，培养了就中国现在来讲顶级的制作人。”
从1995年到2004年，“上话”共制作了86台戏，在实行制作人制的同时，“上话”规定制作人每年必须完成规定的场次指标、剧目指标、票款回收指标以及每年至少要完成一项中心指令性任务。除此之外，总经理还对制作人的剧目决策保留一票否决权。
对上海话剧，也有人忧心忡忡。“上话”编剧李容说，上海话剧看起来表面繁荣，但也潜藏着很深的危机。《肮脏的手》、《求证》等经典剧上座率很低，观众不到3成。而《今夜请将我遗忘》、《在床上》这些写白领生活的戏，票价高了一倍，演出时还都满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戏最高票价卖到了2800元。
“在宣传推广下，话剧被认为是时尚、时髦的行为，上海的观众越来越年轻，绝大多数都是白领。某部戏深刻有思想性一点，他们看不懂，起身就走。在市场导向和竞争压力下，做一些戏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去讨好观众。比如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看不到小说里那中苍凉、淡淡哀愁，而是五颜六色满台的俗气热闹。长此以往，会出现恶性循环，降底上海话剧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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