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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是云南大理白族人。1971年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随后她相继在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举行专场舞蹈晚会。她还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太阳鸟》，并在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评委会大奖。人们将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神秘舞蹈家称为“巫女”———一位善于用肢体说话的人，台湾及东南亚的观众更称她为“舞神”。
不敢称自己为“舞神”
杨丽萍不敢称自己为“舞神”，但作为一个舞者她还是感到十分骄傲的。她说：“一个人会跳舞，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如果跳的好，那就是福中之人了。”杨丽萍还告诉我们，少数民族跳舞，原本就是为了欢庆丰收，歌颂太阳，歌颂生命，就是一种感情的流露，就是生活的需要。一句话，舞者起舞就是缘于一种美好的信仰。她说：“我擅长民族舞蹈，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比做别的好。《云南映象》就来自生活本身，就是对我们短暂的生命历程的最直接的表现，但她不是单纯表现一种欢乐的情绪，而是涵盖了很多文化的元素，表现的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杨丽萍把《云南映象》定位于“大型原生态歌舞集”，其中作为定语出现的“原生态”一词格外引人注目，对此杨丽萍的解释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跳舞，因为他们要感谢太阳给他们带来温暖，要感谢大自然给他们的美好回馈。所以他们要歌颂太阳，要赞美大自然。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还要用歌舞的方式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当青年男女之间择偶的时候，首先一个标准就是歌要唱得好，所谓“有脚不会跳，白来世上走，有嘴不会唱，俏也无人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女孩子既会唱歌也会跳舞，那么她肯定嫁得非常好。另外，新娘子出嫁时，为表现结婚的喜悦，表现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心情，她也要通过歌和舞蹈来表现。
杨丽萍还以她表演过的《孔雀舞》为例，她说这个舞蹈就是表现孔雀向对方示爱，所以她要努力展示自己的美。这种舞蹈就是缘于对生活的认知，对自然的感激，所以这种舞蹈才最具人性，最具生命力。同样，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边远，缺医少药，所以在患病的时候，他们就要带着面具起舞，以恐吓病魔，驱逐病魔。总之，少数民族的舞蹈跟生活都有直接的关系，不是凭想像编造出来的，人们需要通过舞蹈来愉悦自己，寄托理想，表达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情怀。
真实的舞蹈缘于情感
当“原生态”成为《云南映象》一大特色之后，许多人为之击掌，但也有人指出，《云南映象》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原生态舞蹈，是后现代舞蹈。对此，杨丽萍含笑作答———原生态与后现代并不矛盾，艺术中往往有一些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其实就是最超前、最直接、最高尚、最准确、最有力量的。生活中时常有许多东西蒙住我们的眼睛，干扰着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去寻找，去回味。原生态的东西是最直接的，也是最现代的，或者说也是后现代的，因为它反映的是生活的本质。它不绕圈子，也不迷茫。比如彝族有上百个支系，隔一条河语言就不一样，服装和歌舞也不一样，事实上云南就像彝族一样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这里的舞蹈很丰富，经过了千年的磨炼，是人们用生命去体验、参与、创造出来的最原本、最有力量的东西。它们的艺术的属性很强，一看就是很原本的，而不是舶来的，想像的，虚拟的东西。这种真实的舞蹈缘于情感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对《云南映象》来说，原生态很重要，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你不能随意把民间舞蹈搬到舞台上，因为生活中的民间舞蹈或许很零乱，也很繁复，这时就需要具有艺术识别能力的人，需要有品位的人去对她进行艺术地还原和艺术地再现。杨丽萍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她告诉我们，少数民族的人们跳起舞来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他们的舞蹈才有感人的魅力，因而观众也才会喜欢他们。
跳舞是一种生活方式
杨丽萍还强调，参加《云南映象》演出的云南农民，许多人的歌唱得比她好，如彝族人唱彝族歌就比杨丽萍这个白族人唱得好，同样，佤族人跳佤族舞自然也很到位，因为在家里他们就是鼓王。作为编导，杨丽萍所做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来自民间的演员怎样走队形，怎样使用灯光，怎样把一个舞蹈动作在20秒钟内走完，而不能让观众感到厌倦。自然，在创作初期，杨丽萍还要担负起对云南舞蹈的删繁就简，去粗取精，使这些来自民间的舞蹈在搬上舞台后更具形式感，更引人入胜。这些是不言而喻的。
为舞蹈，杨丽萍已经奋斗了几十年，难道她就不会有累的感觉？不会在某一天萌生退意吗？闻听此言，杨丽萍淡然一笑，她说：“如果你到云南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少数民族天天都在跳舞，而跳舞是不存在累的问题的，休息两分钟就会恢复。在少数民族看来，跳舞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不只在舞台上跳，也在生活中跳。例如我们那里80多岁的老太太也还在跳舞，这并不是谁在要求她跳，而是生命的使然。民族舞蹈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我这个人也是这样，只要有感而发，就会翩然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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