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堂家
初见上海使他感到这是一个白人的大都会，上海的生活与他习惯的生活没有两样。同时，上海又是一个繁华与落后的混合体，它的开放和对时尚的追求使它能广收博采并且保持活力，但上海的租界和破败的贫民区使它显得畸形。
“对真理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人民生活苦难的深深同情主宰着我的一生。”这是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政论家、散文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贝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晚年的自我评价。1920年10月12日，罗素携新结交的女友勃拉克小姐经过一个半月的海上旅行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10个月的学术之旅，也实践着他后来对自己的上述评价。
到达上海的次日，罗素就不顾旅途劳顿，应江苏教育会、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等六个团体的邀请在上海大东旅社发表“中国应保存固有之国粹”的讲演，14日下午和16日下午，他又分别在中国公学和江苏教育会讲“社会改造原理”和“教育的效用”。《申报》和《时事新报》等著名报纸对这些讲演均作了专题报道。据罗素后来回忆，初见上海使他感到这是一个白人的大都会，上海的生活与他习惯的生活没有两样。同时，上海又是一个繁华与落后的混合体，它的开放和对时尚的追求使它能广收博采并且保持活力，但上海的租界和破败的贫民区使它显得畸形。当时的上海江南造船厂甚至给美国造了四艘万吨轮船，罗素把它视为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自立的象征。
然而，罗素在上海的经历并不全是愉快的。一方面，他感受到中国主人的彬彬有礼和热情好客，感受到中国学人对新知识的热情，中国主人安排他在沪讲学期间赴杭州旅游使他感受了湖山之胜，人情之醇，园林之奇，音乐之美，宗教之盛，并将他在沪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游记发表在《祖国》杂志上，另一方面，由于同情社会主义并公开声称英国的繁荣源于它对弱小国家的掠夺，罗素到上海时一直受到英国当局的监视，差一点遭到拘留和遣返，幸亏英国《战时条例》到1920年10月过期，否则他会遭到以崇尚言论自由的英国当局的逮捕。
罗素于10月20日从杭州回上海，随即取道南京赴湖南并在南京应中国科学社之邀发表了《爱因斯坦引力新说》的讲演。到湖南后，罗素与早他一年来华讲学的杜威会面，两人对中国时局有相近的看法，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迄今为止，他们仍是来华讲学时间最长的西方大思想家。
罗素影响了中国，也被中国所影响。他除了给中国人贡献《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理论》这五大讲演之外，还以浅近的语言就中国时局、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问题发表看法，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中国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和道德传统使他看到了中国温馨、和谐、柔美的一面；中国的积贫积弱、军阀混战和强敌环伺又使他看到了中国危险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罗素也参与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他说中国为了普及教育和推行民主有必要改革文字时，他实际上比一些中国本土的学者更能鼓动中国人支持拼音文字改革。他四处宣扬“五四”运动的好处，认为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并给参加者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青年中国”(YoungChina)。
实际上，在到达上海开始中国学术之旅以前，罗素就搜罗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英文资料并对中西文化作了比较研究。他在上海期间发表的三次讲演也证明了这一点。回到英国后，他在《泰晤士报》和其他重要报刊发表文章描述他对中国的观感并于1922年出版题为《中国问题》的著作。他既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又揭示了中国的种种问题，也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列强，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还比较了中西文明的得失，更指出了中国的前途所在。43年之后，已经93岁的罗素仍惦记着远方的中国，他在给《中国问题》的再版前言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罗素是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不乏人文关怀。他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但否认科学技术的万能。他把中国问题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他虽然肯定缺乏科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点并断言儒家学说中的孝道和族权观念有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但他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而延续至今全赖其灿烂的文化。他把古老中国看作一个充满艺术情调、充满生活乐趣、尊崇美德智慧的国度，声称即便是从中国的苦力身上也可以发现那种下意识的美感，正是这种美的冲动创造了在清教徒时代之前就流传在我们之间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至今仍传唱在木屋与花园之中。他鼓励中国青年发展那些由中国古典文化所塑造的品格，即文雅、谦让、正直与和气。他把精研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分为两类：二流的中国人只知模仿西方并且蔑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流的中国人则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但为人处世却是中国式的。他们心胸坦荡，相信道德感召的力量。”
罗素要我们警惕两种极端的危险：一是全盘西化，二是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前者会将中国变成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另一个西方；后者会使中国渐渐丧失发展的活力。中国的前途不仅有赖于发达的工业、繁荣的科学、普及的教育和强大的政府，而且有赖于中国人以敢于怀疑和发问的精神创造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罗素也敏锐地看到，虚弱的中国需要爱国主义，但在中国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必须以和平主义精神予以引导和规约。
罗素也许算不上中国问题专家，虽然他对有关中国的材料的掌握因语言障碍而受限，虽然他在中国只呆了10个月的时间并且深入接触的人仅限于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对中国时局的观察，对中国问题的揭示，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欣赏，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
罗素在华讲学期间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