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纪录片《浪花一朵朵：新西兰中国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入围今年7月的新西兰国际电影节。新西兰电视一台《焦点》节目记者布朗先生认为该片“动人心弦地挖掘了中国留学生不为人知的成长故事，让我们感觉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拥有一样的生存感觉——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人”
这么小就在外面漂着
□本报记者甄晓菲
在进入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学习电影制作之前，陶理曾经在温州电视台拍过6年的纪录片。在惠灵顿中学任教师及国际留学生督导期间，她拿起摄像机，花了两年时间，跟拍了50个在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从100个小时的素材里，她剪出两小时的片子《浪花一朵朵》，讲了4个小留学生的故事。
陶理开始拍摄小留学生的时间是2004年，其时国内舆论对“留学垃圾”的讨论如火如荼。
陶理不同意“留学垃圾”这样的说法。“我所看到的小留学生，不能说没有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毕竟只是一群孩子，许多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如果真的有‘垃圾’的行为，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时期而已。很多人在努力融入另外一种文化，并有所收获。作为老师也作为导演，我就是想忠实纪录下这个特殊群体的成长。”
《浪花一朵朵》入围今年7月的新西兰国际电影节，对西方主流，陶理想表达的是，“小留学生在你们社会里不仅是国际教育的消费者，他们首先是人，是成长中的青少年，这部片子提醒主流多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群孩子现在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你要尊重他们，你要帮助他们顺利成长。”
“在摄像机的怀里撒个娇”
第一个故事从一个“父亲节”的早上开始。
17岁的时凯来自深圳，但在新西兰，大家都叫他Ken。Ken从郊区赶到惠灵顿，想给自己寄宿的家庭里的爸爸买一份“父亲节”的礼物。
Ken把银行卡放进取款机，突然发现里面没有钱，他一下子愣在那里。摄像机镜头跟着他到处找朋友借钱。为了节省，计划中的礼物足球，不得不变成了一瓶酒和一张贺卡。
与此同时，Ken接到了一个电话，他找到了来新西兰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中餐馆打工。会广东话的Ken很讨客人喜欢，但一天下来，沉重的长嘴茶壶还是让他非常劳累。
晚上，在寄宿家庭的晚宴上，Ken送出了白天买的酒和贺卡，寄宿家庭的爸爸德里克抱了抱Ken，一大家人一起吃晚饭，Ken一直笑着……
Ken的心情拐点从一通电话开始。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先打给出差的爸爸，祝他节日快乐，又打给正在加班的妈妈。然后站起来回到客厅里面，看见寄宿家庭一家三代人在说说笑笑，他没打扰他们，悄悄地回到了卧室。
Ken坐在小床边，双手握拢，呆坐了几分钟，然后站起来，想再回到客厅。穿过小小的走廊时，他听见了那一家人的笑声，他们说的是英文。
再回到卧室的Ken打开电脑，调出照片。照片中，Ken的爸爸妈妈微笑着站在一株桃树下。Ken一下子趴在桌子上，5秒钟后，啜泣变成了呜咽的哭声。
陶理当时拿着摄像机退在角落，她一下愣住了，我是该上去给Ken擦眼泪呢，还是继续拍呢？镜头一下子安静得让人不知所措。在黑暗中的Ken哭了几分钟，重新又扭亮了灯。
“Ken在那个时候哭，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他就是在摄像机的怀里撒一个娇。孩子是需要有人来看一下他们在哭的，他们的眼泪需要被人知道。”陶理说。
“我应该坐在哪里？”
16岁的Rose来自江苏，她的妈妈叫她文文。在所有拍下来的小留学生里面，Rose融入当地文化的速度最快。
Rose最不喜欢“留学垃圾”的说法，在国内她就读的是重点中学，父母都是江苏一个中等城市的银行职员。来到新西兰之初，她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学好英语，能够做一个坚实地踏在异乡土地上的“伟大女生”。
但是第一天上经济课，她找到课堂后，问老师，这里是不是经济课的教室？老师看了看手中的课表，说，你坐吧。
她不知道该坐在哪里。直到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坐在老师的位置上，面对同学，背后是老师写字的白板。
对于Rose来说，第二个打击来自她跟当地一个中学生的闲聊“你喜欢什么？”那个当地的学生问她。
“我每一科都不错。”
“不，我不是问你学科，我问的是你个人的兴趣。”
Rose想了想，小时候她学过钢琴，后来因为中学的功课太繁重，已经放弃了。
“音乐吧。”她回答。
“什么音乐呢？古典，现代，还是别的？”
Rose愣住了，她根本没想过这些。
“为什么呢？你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对Rose触动很大，她开始重新选课，除了化学和经济以外，她又选了音乐和时装设计，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课程安排。时装设计课的第一个作业，她自己设计缝制了一个手工包，后来陆陆续续印了T恤衫，同时开始悄悄设计一条给自己寄宿家庭的妈妈穿的裙子。她重新捡起了在国内放弃的钢琴课，并开始尝试作曲。
再到后来，面对镜头的Rose就变得非常自信。
“国内的好学生，是爸爸妈妈的期待。你要拼命地按照爸爸妈妈的要求去做，你拼命做的是老师和家长喜欢的事情，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
毕业舞会，去还是不去？
如果说Rose在融入当地文化时的心态是积极的，那么同样来自江苏的女孩子琳，就是犹犹豫豫、欲说还休的。看完琳的故事，大家都觉得这个女孩傻得可爱。
其实，从头到尾，琳不过是为了一条裙子和一场舞会而烦恼。
新西兰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学，每年都会为毕业班的学生举行一次毕业舞会，男生要穿礼服，女孩子要穿晚装，这是一次社交能力的培训，为他们将来步入社会进行小小的彩排。
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的琳，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开口要求买一条在舞会上穿的裙子，她也很难跟父母解释为什么要在快要考大学的时候还要跳起舞来。可是如果不参加这个舞会，在这个校园里她就显得封闭、孤单和失礼。
“我当然希望我能在舞会上稍微靓一点，我不想让自己和大家太不一样。”琳说。
还有一个问题更加现实，就是钱。琳的好朋友明明给琳设计了一个温柔文静的东方女孩的造型，包括粉色裙子、红色高跟鞋，再加上银色手袋配银色的耳环，就这么一身装扮，要花去700多新币(约折合人民币3900元左右)。
最后，琳决定跑去惠灵顿的礼服出租店去租一条裙子，又买了一双高跟鞋，衣服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舞伴的问题，本来说好一起参加的外校中国男生突然变卦，说不来参加了，琳刚刚鼓起来的勇气一下子又没了。她无精打采地给陶理发短信，“我没有舞伴了，我不去参加舞会了。”而同在一个学校的Ken和Rose已经开始利用午饭的时间在练习社交舞。
学校留学生部的主任听说了琳的事情。这位新西兰阿姨特别安排了一个中国小留学生舞会团，打算在舞会当天弄一辆车，把他们一起拉到舞场去，免得因为没有舞伴而尴尬。
他们给琳找到了一个新的舞伴，但是琳说，她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去参加舞会，因为自己对于新舞伴还是一无所知。
接下来的片子中，我们看见琳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一杯又一杯喝着食堂里的热巧克力。在喝完N杯之后，她还是没想好去还是不去。
“琳是一个在西方人看起来笨得可爱的女孩子，他们根本想不通为什么她这么烦恼，这些很小的事情，在她这里就成了很大的事情，她犹豫来犹豫去，连我这个拍她的人都有点烦了。”
终于在舞会前一天的午夜，琳发短信给陶理，说决定去参加舞会。
第二天，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穿好裙子，梳好头发，化好淡妆之后，琳才开始慢慢微笑。看到自己的舞伴和自己差不多高，琳又偷偷把精心挑选的高跟鞋脱下来塞给了陶理。
于是，在整个舞会过程中，同样穿着小礼服的陶理一边拿着DV给Rose、Ken和琳拍DV，一边还要回头照看背后背着的摄影包，还有包上的红色高跟鞋。
“其实，我一直用着北京时间”
对于片子里的孩子们，陶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觉得Rose性格开朗，她甚至非常尊敬Rose；而琳是个楚楚动人的小姑娘，虽然有点犹豫，但是让人很想帮助她；至于Ken，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可爱的大男孩。
惟有一个孩子，让陶理心情复杂，她就是来自四川某市的简。
在校园里，几乎看不到简和别人在一起，她总是独来独往，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手机短信，吃泡面，以至于陶理第一次去采访她，坐在她的对面，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从寄宿家庭到学校的教室，如此反复，乖到了极点。
为了缓和气氛，在简的小屋里，简扭开音箱，在音乐声中，陶理开始慢慢地了解简的内心世界。
“我不爱说话，可是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悲惨，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
简的母亲是四川的一个企业家，希望简能够完成她没有完成的事情：拿到留洋的学历，然后回来帮助她管理家族企业。简无法违背母亲的心意，但她固执地喜欢四川菜，喜欢四川话，更不愿意离开自己在四川的朋友和圈子。
“如果你毕业之后留在海外生活，会怎样？”
“会疯掉。”
“老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简抬起手腕，让陶理看自己手上的手表，“其实，我一直用着北京时间。”
一个留学已经两年的中学生，依然固执地使用北京时间。手表滴滴答答，走在惠灵顿的风里。而这样的生活将会延续到简大学毕业，她还要在新西兰过4年的北京时间。
简和Rose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和Rose积极融入的态度不一样，简固执得近乎封闭。她只和中国留学生交往，拒绝参加舞会，不买新衣服，也不出去玩，每个月只花50新币，惟一的爱好就是刷刷(轮滑)。她经常上网，很怕失去与国内朋友的联系，固定在周末给朋友打电话，讲四川话，还让朋友唱中文歌给她听。
面对新的校园，简并不打算打开自己的心灵。她固执地相信，人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的人，改变和融入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她相信，如果参与了西方的校园和文化，就是对故乡朋友的一种背叛。
“令人生畏的简在拒绝改变、拒绝同化、拒绝融合的那一刻被记录了下来。”
简带着陶理回到了老家———四川。在这里，简不说英语，甚至连普通话都不说，只说四川话。
“老师，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的家乡是个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可能很土、很平庸的一个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最好的，你能了解吗？对我而言，这里才有生气，才有发展，才有价值。如果我留在海外，就是在等死。”
在一家小歌厅里面，简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唱歌，她点了一首《精忠报国》：“马蹄南去人北望，
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在新西兰连话都不大声讲的简，这个时候，挺直身体，目光专注，亦笑亦怒，唱到最后一句，她闭了上眼睛，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在后来的采访手记中，陶理这样写道：“我承认，作为简的老师，手持摄像机站在黑暗中一直拍摄她的这个时刻，对比在新西兰她的低调和安静，我感觉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冲击。”
“最后一个片子我拍得很压抑，这个拒绝改变拒绝融入的小女孩，让我觉得很震撼。”
然而，“这4个小留学生其实就是一个人。Ken像那双眼睛，Rose就是大脑，琳是青春期发育的身体；而简，是可以让他们牢牢站立的双脚。”
(图片由陶理提供)(P1168571)
图中白衣者为陶理。陶理带领中国学生们参加每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陶理建议唱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学生们哄笑：“老师呀，这首歌太老了，我们要唱《浪花一朵朵》——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