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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米奇尼克:我是一名知识分子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7月06日14:59 南方周末

  5月30日,应波兰外交部邀请,本报记者赴波兰访问。

  在一周行程里,记者在格但斯克访问了前总统、现电视“明星”瓦文萨,在华沙拜访了《选举报》总编米奇尼克,还与波兰作协主席、奥斯威辛幸存者克拉辛斯基探讨了“奥斯威辛之后的写作”———

  “波兰纪”

  □本报记者夏榆

  2004年,米奇尼克曾访问中国。回忆起那段旅程,他说:“我去过北京,到过长城,还去过广州、上海、西安和深圳。那是个非常有意思、迷人的国家。”

  同为波兰社会的风云人物,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

  米奇尼克曾经是瓦文萨的同盟,后来又是他的反对者。他批评瓦文萨想要做一个“使用斧头的总统”,靠法令来统治。米奇尼克批评瓦文萨为了进入总统府而不择手段。

  米奇尼克出生于1946年,毕业于波兹南的密茨凯维奇大学历史系。

  米奇尼克被看成是具有坚定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在瓦文萨执政期间,一度出任国会议员,旋即辞职;从1992年起,主编《选举报》至今。与很多知识分子同道不同的是,他没有选择入阁做官,而是办报,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以言论影响社会。他主编的《选举报》,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

  位于华沙海尔姆大街的《选举报》大楼,是一幢黑色的巨大的报业大楼,那是米奇尼克的王国。他主编的这张报纸成为波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是最受尊敬的报纸。

  米奇尼克的办公室墙壁挂满照片、画像,巨大的书架摆着各种雕塑。到处是书,他的脚边也扔着打开的书,他在移动身体的时候要把脚让开那些书。他行走的时候步伐敏捷,洗旧的蓝色牛仔衬衣包裹着他健壮的身躯,塞满一把小型的电镀办公坐椅。他抽烟很凶,一包烟随手放在桌前,不断地取烟,一手烟,一手打火机,在他说话的时候,烟和打火机就是他手里的玩物。在1个小时的访问中,他面前的烟灰缸很快就塞满烟蒂。

  瓦文萨、米沃什、哈维尔

  记者:你曾经投票反对瓦文萨,但是,你们曾一起共事过,瓦文萨有什么地方不能令你满意?

  米奇尼克:瓦文萨?真是致命的采访,最头疼的问题。(笑)

  记者:为什么?

  米奇尼克:我们对波兰发生的事情和应该发生的事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我感到,对于瓦文萨,最中心的问题是总统统治的强大和他的总统地位。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强大的民主、议会制度,所以我才投票给了马佐维耶茨基。这令我们分道扬镳。

  记者:东欧的知识分子有多种道路,像你一直在做报纸的总编辑。办报纸是你最理想的表达方式吗?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是的。如果我有米沃什的才能,我也会去写诗,如果我有哈维尔的政治才能,我也会当政治家。因为,我没有这些才能,所以我做报纸,我觉得,做这个我能做得最好。

  记者:米沃什表达过一个主题———被禁锢的头脑。波兰知识分子这样的时期有多久?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米奇尼克:我有没有被禁锢头脑时期?没有。我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这是一种用来描绘现实的语言,总是批判的描写。可以说,我是一名反政府的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公平、正义,这些普世的意识我有。

  记者:我读过你对米沃什的访问《人在清晨须早起》,你受过米沃什的影响吗?你最早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米奇尼克:巨大的影响。我很早就读过他的书,早在我16、17、18、19岁时。这些书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本,它们让我明白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是怎样的。然而,我见到他本人已是在1976年,在巴黎。他对我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他是位超凡的人。我想,他喜欢我。我可以说,我们的个人关系是很不错的。除此之外,我们有着某种相同的思想。当然,我不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位伟大的作家,而我当时还是年轻的、刚开始起步的记者。这是毫不对称的比较,他比我大很多,但是我们都很欣赏对方。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他作为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的一面。

  记者:后来你们一直保持联系吗?

  米奇尼克:在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与米沃什一直有联系。他那时在西方,而我在这里。我当时不能出国,但我们会时常通电话,或通过别人转达问候,我还写过他。他得诺贝尔奖之前很久,我就见到他了。他到波兰来,那是1981年,我几次拜访他,这之后直到1989年才再次相见。在米沃什身上我感到他的天才和天赋。你知道,对于他有很多种评价,有些人说他是个自大、傲慢的人,但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这样。他真诚、热情而友好。对于他,我只有好话,任何关于他的坏话不会从我嘴中说出,尽管我们之间也有过争论。

  记者:很多知识分子涉足政坛,像哈维尔,你有没有想过竞选总统?

  米奇尼克:没有。

  记者:为什么?

  米奇尼克:因为我不适合。

  记者:为什么不适合?

  米奇尼克:我认为,我的性格特点跟总统应该具有的完全不同。当总统就要成为一位外交家,斟字酌句,要有耐心,参加各种宴会,要穿着礼服,要回答各种甚至愚蠢的问题,进行即使无聊的谈话,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我从来都不想成为政治家。

  希望作为作家名扬天下

  记者:你关心公共生活,却又跟权力保持距离,为什么?

  米奇尼克:人应该做他能够做的事情。我确信,以我的性格、思维方式,在目前的波兰政坛没有我能做的事,没有适合我的位置,因此我只去谈政治理论上的难题,也就是努力去在另一层面上提出某些适时的问题。这个层面不是总统、总理或是反对党、联合党所在的层面,而是将在历史、文化、艺术上曾被阐述、解释的问题搬到另一个层面上。比如说我写关于政权与道德时,我会写关于法国大革命和它的两难境地;如果写关于传统,我会写关于皮乌苏德斯基。

  记者:在波兰,一名知识分子意味什么?

  米奇尼克:意味着他要密切接触价值世界、思想世界,以讲义、随笔、书、诗歌、电影、戏剧等形式向他人展现这一接触的结果。

  记者:在波兰,知识分子可以生活得有尊严吗?

  米奇尼克:情况各不相同。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在那个时期所拥有的特殊地位,那时,他们是惟一被赋予发言权的人群,只有知识分子在说话。而在当今,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言,知识分子的力量和角色也就发生了变化。那时什么都不能随便说,今天可以说一切想说的,这就造成了某种混乱,使观点无法很好地渗透给人们,因为其中产生的杂音会遮盖主旋律。我作为主编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要突出这一主旋律。

  记者:你会有单枪匹马的孤单感吗?

  米奇尼克:身负主编的任务,我必须做到独立,不能加入任何组织。作为知识分子,我也必须独立、超脱。但这不意味着,我没有喜欢的政党,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参加所有的选举,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所有重要的讨论。我只是不卷入政党问题。我表达的都是我想说的话,而不是哪个团体要说的。

  记者:你谈到了使你著名的写作,你是想作为作家名扬天下?

  米奇尼克:我希望其他人会这样评价我。

  记者: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是献身思想的人吗?

  米奇尼克:这样的事情不值得去说,献身或者不献。那些跟你说能够献身的,到时候最早逃跑,因此,我觉得无需回答这个问题。

  不把输球归咎于黑哨

  记者:看到你在说,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报纸也不例外。在波兰,媒体的生存容易吗?

  米奇尼克:我认为,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场每天都在发生的战斗,争夺读者的战斗。胜负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你的报纸内容的可读性、吸引力,报纸必须有意思,才能吸引读者去买;第二,我们给出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揭露事件真相的勇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每4年政治家们面临一次选举,而我们的报纸则每天都要面临“选举”,因为,每天读者都会在众多的互相竞争的报纸中选择,是选择我们的报纸还是其他报纸。

  记者:你试图通过你主办的报纸影响国家的公共生活吗?

  米奇尼克:当然,这是我为何要写作、出版报纸的根源。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公众和读者,追求真实是我们这份报纸的惟一目标,让读者们在读完我们的报纸之后,变得更聪明、更优秀,而不是更愚蠢、更恶劣。

  记者:《选举报》能够承载你的社会理想而不受经营的影响吗?

  米奇尼克:当然。如果不能这样做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的报纸是民主的,我们也经常刊出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文章。但是,那些签了我名字的文章和第一版、第二版的文章,我们的记者、编辑、出版者做的评论文章,则反映了我们出版者的立场。

  记者:读者的需求和趣味与你的社会理想和思想见解,你认为哪个更为重要?

  米奇尼克: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点,又要让读者感兴趣,又同时能承载我们渴望向读者传达的思想。但是我反对那种本着完全迎合读者的理念办报纸的做法,也就是读者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不,我们不这样。我们必须说,我们看重、追求的是真理、准确性和诚实,而并不是取悦读者。比如说,如果波兰队输了足球赛,我们不会写他们输了是由于黑哨,而是写因为他们踢得不好。

  记者:一份以思想力见长的报纸有生存的问题吗?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报纸不会因为生存的问题而改变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立场?

  米奇尼克:当然有,每天都有这种危险。面临着小报、电视、电台等的竞争,我们的报纸必须有区别于其他新闻来源的内容,才能吸引读者每天花2兹罗提来买。这依赖于那种妥协,我每天都在做出妥协。我很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在破坏我们的产品。作为主编,我有个原则:报纸是一种商品,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交易,读者付我2兹罗提,我给他们最高质量的商品;如果采取降低标准的妥协,我就降低了商品的质量,破坏了产品———这就像往牛奶里兑水一样。

  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

  记者:在你看来,欧洲和亚洲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米奇尼克:我不是关于亚洲问题的专家。亚洲是一片大陆,所以我在阐述、评价时是非常小心的。但我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热爱自由。如果有人说自由对于英国人是很好的,而对亚洲人是不好的,那我不相信。我既不相信文化冲突、也不信新加坡总理曾提出的“亚洲的价值观”与欧洲的不同。在欧洲的价值观里有自由的位置,而亚洲的就没有,这我不相信。我认为,哪里都可以有自由。

  记者:波兰发生的变化,知识分子是否感到满意?

  米奇尼克:有的人满意,有的人不满意。波兰是个多元的国家,人们的想法各不相同。我认为好,可有许多人认为是灾难。

  某些事情的确向它不该有的方向发展了。我想这里主要是那些被排挤的部分人群,首先是农业经济瓦解之后的农民。他们无法在新的现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次涉及老人、退休者,对于他们而言,巨变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也无法适应这一变化。社会没有为他们做一种提前的考虑。

  记者:最后想问一个你私人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你的家庭情况吗?

  米奇尼克:我一个人住。有个儿子,19岁。

  记者:说句玩笑话,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你能彻底独立的原因吗?

  米奇尼克:我只是没有成功的婚姻。(P1169543)

  

亚当·米奇尼克:我是一名知识分子

  米奇尼克发表的报纸专栏(本报资料图片)

  

亚当·米奇尼克:我是一名知识分子

  《选举报》总编米奇尼克夏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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