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寅□实习生任艳丽
对图森来说，文字、电影、照片三者的界限没那么泾渭分明，他可以把它们协调得很好
5月末，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图森电影回顾展。法语对白、英文字幕的喜剧电影《
溜冰场》放映过后，身材高大的光头图森在众文艺青年意犹未尽的笑声中悄然登场了。
他礼貌并略带兴奋地表示，虽然电影中有一些法语文字游戏，但他很高兴中国观众能看懂他的电影。
5月底6月初，出生于比利时的法国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Toussaint)受法国使馆文化处邀请访问中国一周。这是图森的第二次中国之行，2001年他曾在中国旅行了两个月。
图森学习中文有几年时间了，在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拿一支笔认真做着笔记。当记者提到图森心中排名第1的作家贝克特的穷困潦倒时，还没等翻译来得及反应，图森立刻诡笑着说，他听懂了。
写作：爱与死亡
让—菲利普·图森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是他的小说家身份，10年前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实验艺术丛书即收录了“图森三部曲”：《浴室·先生·照相机》。8年后的2004年，湖南美术再次将图森的《迟疑·电视·自画像》集结出版。
热爱旅行的图森认为亚洲是充满活力的。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和年轻人沟通的方式，也收获了两部最新的小说作品：以他去过8次的日本为背景的《做爱》；场景在北京、上海及意大利厄尔巴岛之间交错并获得2005年法国“美第奇图书奖”的《逃跑》。
作为“新小说基地”午夜出版社推出的“新新小说”、“极少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图森的创作被“新小说之父”罗伯·格里耶称为“叙事体的抽象画艺术”。然而在最新作品《做爱》和《逃跑》中，图森的叙述开始变简为繁并使用大量长句，对此图森解释，自己的创作标准在不断发生着改变，现在他更想追求一种诗意的美感和能量的冲击。
“写作并不是为了揭示生活的意义或无意义。写作，广泛地讲，意义就是赋予生活以艺术，写作具有神圣化的职能，以其尊贵的实践形式，带给生活愉悦和快乐。”这是尽量避免触碰意义的图森从另一个角度谈论所谓“写作的意义”。
阅读图森的作品不需要太多的文学积淀和宏观的社会背景，“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想表达人性共有的跨越时空的东西：一个是爱，一个是死亡。我的作品是开放的作品，能带来什么在于观众的主动性。”图森对记者说。
正如法国“新小说”在中国的推广者陈侗所说的：“包括图森等‘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把我们(读者)推到了第二作者的位置，让我们与作者一道体验了创造的快乐。”
电影消除障碍
“视觉”是图森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作为1960年代“饱受”影像冲击的一批人，图森承认自己的小说深受电影、电视和其他图像的影响，他对琐碎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往往给人强烈视觉化的印象。用图森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词语来创造意象”。
图森热爱电影，但苦于年轻人一开始拍电影会碰到的资金、设备等很多麻烦，转而投身写作，等有了一些名气，再去找机会拍电影。尽管如此，图森的电影导演身份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忽视。
目前为止，图森共有3部电影作品：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先生》(1990年)、改编自《照相机》的《塞维利亚人》(1993年)以及惟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而专门创作电影剧本的《溜冰场》(1998年)。
逗笑了中国观众的《溜冰场》，在剪辑上花了9个月时间。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电影拍摄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溜冰场，在这个不易掌控的地方，意外事故频频发生。日常生活中优雅的女士、严肃的先生都不得不如履薄冰，身体僵硬且滑稽可笑。作为卓别林的拥护者，图森在电影中借鉴了许多美国默片的手法，“卓别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用一种跨国界跨时代的语言来表现人性共通的东西。”
这部表面看来调侃、讥讽的电影实际上却是图森对导演、演员等电影人的致敬之作，因为里面充满了他第一次拍摄电影时的新奇感受。
“小说制造障碍，电影消除障碍；小说是个体化孤独的创作，电影需要团队式的合作。”图森对小说和电影有着看似截然相反的诠释。他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表现日常生活，而电影就要重新建立一个世界。“就像人平时在寻常都市生活，度假可能选择去乡村，这两种状态存在于同一个社会性个体的内心之中，我都可以接受并协调得很好，只不过不可能同时进行。”
用相机捕捉生命
“介于电影和小说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是摄影，它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最后完成则需要个人化的孤独状态。”摄影爱好者是图森的第3个身份，多伦现代美术馆4楼墙上挂满了他名为“在中国”(EnChine)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他拍摄的包括陈侗等中国朋友的肖像以及黑夜中晃动的霓虹和人影。
在此之前，图森还曾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日本和法国的图鲁兹举办过摄影展，在法国图鲁兹市的摄影展主题是“书籍”，那个特别的展览是用视觉表现阅读的主题。
“当你经过一个地方只做短暂停留，或者遇见不断匆匆而去的过客，你脑子里对这个地方会没有任何印象。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正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靠近的地方正在远离而去。”图森在小说《照相机》里这样描述易逝的记忆，而此时，“我”却在身边的空座位上发现了一架丢失的照相机，就抓住它在甲板上匆匆忙忙地乱拍起来。虽然“我”拍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冲洗出来，但“我知道我是在生活的闪光中抓住了它”。
此次《逃跑》中文版的封面照片是3个骑在摩托车上的人在雨夜飞奔，这是图森本人提供的一张照片，但地点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长沙。这张照片被图森制成了明信片分送朋友，因为它给出了一个《逃跑》的影像。“同时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图森的写作方式和态度：现实和生活对于小说所起的只是一种提示的作用，是为写作者服务的，作品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回到现实当中。”陈侗说。
图森喜爱拍照，也乐于享受被拍，他让朋友拍下了自己讲座、签售、接受采访的全过程。采访结束后，图森来到多伦现代美术馆楼下，拿起相机对准“图森在上海：新小说与新电影”的大幅讲座海报拍摄，兴致盎然地留住了自己与“自己”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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