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的苦难，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凝结成难以磨灭的记忆。延续这种记忆的，有全国超过150家抗战博物馆。这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的———
“野生”抗战馆
□本报记者李宏宇
缓缓下沉的“V”字形凹槽地面上，沉默地站着200个黑褐色的高大身影。
烈日的正午，四周草木无声，地面铺着暗红色花岗岩，最前沿的曲折边界正是中国版图的东部轮廓———所有“人”都面迎大陆东面的那个岛国。
铸铁雕塑比真人大三分之一，名字镌刻在每尊塑像脚下：杨靖宇、赵一曼、吉鸿昌、何应钦、蒋中正、毛泽东、林彪……各自所站的位置，正是他们当年在抗日战场上的立足地。
“七七纪念日”已过，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还没完工，202名抗战壮士的雕塑还有几尊缺席，简陋的铁门半开半掩。
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民营博物馆，决策比较轻松、快、程序少。壮士广场要花2000万元，我想做，没人能反驳阻止。当然，可能犯错误的几率也比较大。”
10年文物征集费只够买只笔筒？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战系列”，正式开放有5个陈列馆。最醒目的“中流砥柱”馆外墙上，新的馆名下边还隐约能看见原有馆名中英文铭牌的痕迹。馆内主展墙上，吕正操将军题写的老馆名还没换———“共产党抗日军队博物馆”。
“正面战场”、“飞虎奇兵”两个馆也极其类似，外墙新换了铭牌，但由连战和陈香梅题写的“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博物馆”还分别挂在展馆内。
对自己投资建造博物馆聚落的樊建川来说，需要下功夫的新学问不仅是如何选一个合适的馆名。
“壮士广场”202人名单的确定过程十分严谨，“最初拿出来的名单有300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将军受邀组织多名专家，经过3次论证才最终定夺，“像胡宗南、上官云相等等，都拿掉了。最后这个名单，领导没有否决。”
“我们是民营博物馆，不在主流内。过去我们在政府体系里没地位，没人给我们发文件、传达信息，也没有业务指导。”樊建川说。
因此，他开始主动与“官方”博物馆进行交流。6月中旬，樊建川请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7家国有抗战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地盘上举办“馆长峰会”。通过馆长间的定期交流，馆间宣传、科研、收藏展览的合作，国有抗战博物馆和他的这个民营博物馆，应当都能各得其所。
国有博物馆的馆长们首先感叹樊建川的丰富藏品，及其背后的财力。
身为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樊建川拥有若干家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子公司。26年来他用于购买民间文物总计花掉2亿元，“当然，现在可能值几十亿了。”樊建川说。他在安仁镇购置500亩土地，建造25个陈列馆组成的博物馆聚落，至今也已耗资1亿元。
“樊建川一年可以拿2000万元购买文物，每年财政拨给我们的文物征集费只有5万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这是无法买文物的，我们颜总买一只笔筒就50万元。”樊建川说。建川集团总经理颜小平爱好收藏笔筒，她的藏品未来也将出现在建川的“民间百年”系列馆中。
“正面战场”陈列馆中一幅满墙的士兵照片，用近3000枚瓷质“青天白日”帽徽拼出面部和衣领的阴影。“看到一个战士，想起千万战士。”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加量由衷称赞这件陈列品在手法、创意、理念上的“前卫”。少量同样的老帽徽，在安仁镇同属建川集团的金桂公馆酒店作为纪念品出售，每枚标价150元。
在日本可以迅速拍板，一次购买500幅日军军事地图、7000封日军士兵书信，樊建川却在博物馆设计要求中强调“一定不可以使用空调”———“我用不起那个电。”
谁来设计汉奸馆？
7月5日，樊建川到了北京芦沟桥，参加“史学界纪念‘七七事变’69周年座谈会”。他带着自己新近编著出版的《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书中的实物、照片都来自他的收藏。
“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自己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樊建川在自序中说。对中国抗日战俘的研究，据说还是抗日战争史的空白，而空白的恐怕还不止于此。
建川抗战系列馆的陈列结构是“中流砥柱”、“正面战场”、“飞虎奇兵”、“川军抗战”、“不屈抗俘”，另外3个尚在建设中的是“众志成城”、“汉奸丑态”和“侵华日军”。
对汉奸的好奇，是樊建川在收藏过程里形成的。“侵华日军130万，(我们)居然到了没美军帮助(抗战)就没什么进展的地步。”他渐渐了解到战场上竟有达百万的伪军，日伪政权下还有上百万的公务员、服务人员。
“这些人算不算汉奸？如果没有当时的伪政府，谁来管厕所、路灯、教育……我没能想得特别清楚。”这倒并不妨碍收藏，大量文物如汉奸的审判状、汉奸日记被他收入囊中。
“这类收藏我比较擅长，而国家馆相对薄弱。再比如国家馆对日军文物的收藏是不够的，等我的日军馆出来，文物全是从日本来的，书信、日记……历史会很真实。”
而“众志成城”将展陈工农、华侨、帮派、宗教等各种民间力量共同抗日的史料。这同样是公众陌生的、相当“另类”的视角。
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指出这种视角的难度：“建立汉奸馆很有必要，但又更困难。为什么复杂呢？比如有一种人本来是国民党，抗战时期成了伪军，后来又变成地下党……怎么看这个人，最终要拿材料说话。”
建川的日军馆请了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大师在日本接到了不少恐吓信和电话。而汉奸馆则是迟迟找不到设计师———另外24个馆都比较顺利地请到了国内外名家设计，独独没人愿意染指这个“不光彩”的馆。最终是台湾建筑师王惟仁接手设计。
《小兵张嘎》为何不如《辛德勒名单》？
“我不但要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也要揭露自己民族败类的罪行。这样对待历史，我觉得对中日两国关系、民间的交流是有好处的。”樊建川解释自己建立汉奸馆的意图。
近年民意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间相互的厌恶不断增加，这是樊建川最觉糟糕的：“当然问题主要在日本的右翼势力，日本对战争的反省远不像德国那样诚恳。我们自己的宣传有没有问题？是否也有简单化、漫画化甚至妖魔化的地方？比如我们的电影，这么多年，有一部得到国际的认可了吗？《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为什么《辛德勒名单》在全球的效果都那么好？”
建川博物馆抗战系列中将要建成的“侵华日军”陈列馆，又遇到了命名问题。
“他们一直让叫‘日军暴行馆’，我肯定不会这样做。要么不开，要开一定是叫‘侵华日军馆’。”樊建川的看法是：日本军队入侵中国14年，体现的不可能仅是“暴行”。“暴行只是侵华行为的一部分。他最大的行为是侵华——没有人请你来，你没有办护照签证，没有通过海关，你自己来了——这是最主要的行为。你说是暴行，日本人可以说，我还有很守军纪的、没有暴行的军队啊。而你说他侵华，他无可反驳；至于日本军队里哪些有暴行，什么时候施的暴，要靠证据。”
建川博物馆收藏并出版的日军士兵荻岛静夫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这个暴行你日本人认不认？不信你看日记！”樊建川说，“在战争里打死中国士兵，你说你是履行军人的职责，我不反驳你，但我想告诉你，没人让你到中国来。其实这就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而这样，我相信日本民众要更容易接受一些。”
国有抗战馆也长期思考这类问题。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抗战馆在世界的二战纪念馆体系中，怎样能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国际影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忠问。
“国内抗战博物馆在陈列上普遍重形式、轻内容。艺术品搞得太多，搞假的，文物太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很直率，“长期以来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受‘左’的影响，多带有党派色彩，而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研究不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更加切合时势：“加强海峡两岸的交流，在历史问题上，抗日战争是很好的对话空间———要谈解放战争，谈得了么？”
野生不如家养？
国有馆的馆长们羡慕民营馆在展览决策上的自由度。国有抗战馆想做一个展览，整个计划要无比详细地申报，“一审就是三四个月，后边的工作因此没法自如地进行。”某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说。
事实上，建川博物馆开放前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内容把关。但樊建川恰恰渴望有一日，建川博物馆能够被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
“国家文物局有完整的体系管理，有很多相关规定、文件、条例。我们一直游离在体系外，得到的专业信息就完全不对等，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要靠我们自己去钻、找、打听。”
在现实的生态里，博物馆的运营牵涉到众多社会环节。建川博物馆定期出版的馆讯，要送往80多个相关单位——“镇、县、市、省每一层的文化、旅游、民政、统战、工商联、宣传、消防……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
“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渠道、纽带，与政府各部门有很好的联系——毕竟是自己的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的延伸，公务员队伍的一部分，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而民间博物馆是野生的，那就顾不上管，也很正常。”樊建川说。
7月初，成都市给建川抗战系列馆挂上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这意味着博物馆要为青少年、中小学生提供集体免费参观。“我们自愿挂这个牌子，慢慢地我们会进入他们的视线，我们都在挣扎着往上长。”樊建川说，“社会、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的时候，我相信会把我们纳入一个国家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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