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杨阳近影；右图（从上至下）：杨阳导演的电视剧《牵手》、《记忆的证明》；杨阳在导演《诺尔曼·白求恩》
1995年到2005年。入行十年，女导演杨阳的“成绩单”列表是：《牛玉琴的树》、
《午夜有轨电车》、《牵手》、《记忆的证明》。
四部电视作品便是她导演作品的全部。然而，又不是“全部”：每一部作品，都头顶“飞天奖”的耀人光环，让杨阳这个名字也成为无法忘却的“记忆证明”。
仿佛一场宿命。1995年前还在拉小提琴的音乐人杨阳，到了2005年，她的音乐老师对她说：“你是我学生中最不成器的，但你却是我学生中最有名的，其实你早就该放弃音乐了。”
四部作品，四度捧杯。这位“低产高质”的女导演，即便早就功成名就，却一次又一次选择坐“冷板凳”，固守着自己的拍片原则：良心、真诚、动人、有力量。
2006年夏天，杨阳完成了她的第五部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即将在不久后与全国观众见面。
一棵“树”，种下职业信念
记：您父亲是著名的话剧艺术家杨宗镜。最初，他为您的人生规划了一条拉小提琴的音乐之路。但是后来为什么改行去做导演了？
杨：从天性上说，我并不喜欢拉小提琴。高考那年，我没有选择考音乐学院，反而是偶尔看到一张中戏招生简章，让自己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记：这种“眼前一亮”，也点亮了您的导演生涯。而您导演的第一部电视电影《牛玉琴的树》，就一举拿下了当年的“飞天奖”。
杨：对我的创作道路而言，那部戏让我树立起了一种职业上的信念。《牛玉琴的树》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84年，牛玉琴和她的丈夫承包了一片沙地，打算全部种上树苗。但不久后，丈夫就病逝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和公婆支撑生活，却坚持每天步行15里山路，背水去沙地浇灌。
1995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种了两万亩。当你握住她的手时，会觉得是在握一个树干，粗糙而坚硬。在那样荒凉的地方，有一群人坚韧地生活着。看着他们，我不止一次地失声痛哭，但是却从那些人身上感受到一种非常质朴的力量。特别是当“牛玉琴”们获得各种荣誉的时候，闪现在眼里的除了平和还是平和。
而身为一个导演，也应该具备平和的心态。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观众。你的片子既然是拍给观众看，首先就应该先打动自己。
一双“手”，凿开情感之门
记：打动你自己和无数观众的，还有那部著名的电视剧《牵手》。可以说，《牵手》为中国的家庭情感伦理剧凿开了一扇门，什么原因打动您拍《牵手》？
杨：每个人都会有感情上彷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痛苦变成一个大家共同讨论并且能够产生共鸣、相互安慰的东西？而且我喜欢这个剧本，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往往都带着职业面具，把自己的思想、情操等内在的东西都下意识地掩藏起来。可是只有家庭生活，才是人们摘掉面具、赤身表演的舞台。《牵手》是一个难产的“孩子”，但它的出生却为其他“孩子”的到来打开了一个天地。
记：为什么说难产？
杨：因为题材的缘故，光剧本修改和寻找投资方就足足用去了三年。
记：虽然难产但终究成功了。《牵手》之后，无数家庭情感伦理剧涌现，但是您却选择放弃这块辛苦挖掘出来的沃土。
杨：拍完《牵手》后，许多投资方找我拍类似题材，我都没有接，因为不想把对情感的思考变成一场商品游戏。《牵手》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关注，是因为电视剧本身提出了思考的新内容，我也通过该剧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了。但我不想借此成为情感剧女王，我希望看到的是自己对现实保持的思考精神，而不是对“离婚无罪、第三者有理”的简单重复。
记：可是这样也失去了很多轻松赚钱的机会，不会觉得可惜？
杨：从小处说，拿什么来衡量你拥有的钱？我想，应该是需要花掉的钱而不是能够赚到的钱。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并不高，衣食住行也不奢侈，所以觉得钱够花了。
往大处说，中国是电视剧的生产大国和收视大国，有市场固然好，但更要求电视人有良心。有个导演朋友曾跟我说：现在不是在拍电视剧，而是在抢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我们的思考停止在了肤浅的娱乐和无聊的剧情中，也让观众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最终变得麻木。不辜负一部电视剧投资的钱，其实也是不辜负观众看电视的时间。而且《牵手》之后，很多观众关注我，更加不能辜负他们，这也是我的底线之一。
一个“记忆”，证明来自于坚持
记：很难想象《记忆的证明》和《牵手》，是同一个导演拍的。
杨：其实在我心里，《牵手》和《记忆的证明》是一脉相承的作品。当我面对它们时，我有一种相同的感觉：它们是我一生中不可错过的东西。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两者也有惊人的相似，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剧本磨合和后期制作，也都在我的内心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记：压力是一定的，尤其是像《记忆的证明》这样沉重的“男性战争题材戏”还是由一个女导演来完成的。
杨：选择拍摄《记忆的证明》其实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因素是身为女性的好奇心，想了解女性之外另一半人的人性，也想通过电视剧把男性美充分还原。
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记忆的证明》剧本中蕴涵的思考打动了我。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面对一场战争，战争的施害方以及被害方如何去面对这场战争以及用怎样的态度去记忆和反思，这是最重要的。电视剧本身可以立足于真诚的表达，来实现对历史、对人性、对民族的理性审视。
记：讲到历史，想到时间。《牵手》的播出和《记忆的证明》的播出几乎相隔六年之久，六年之内真的一直甘于坐“冷板凳”吗？
杨：《牵手》创作过程经历了三年，《记忆的证明》又是三年，期间等待了三年。一个导演能有几个三年？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但是《牵手》之后，我一直希望遇到一个能让我真正动心的剧本。尽管很多剧本找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时间一久，我真的很怕别人问我最近拍什么，这样的问题从上半年问到下半年，从前一年问到了第二年。好在我终于坚持下来，遇到《记忆的证明》，感觉自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记：“闲置”这么长时间，只为等待一个好剧本的坚持来自哪里？
杨：其实很简单，一个导演不能没有良心。想想那些因掏不出几百元学费而辍学的孩子们，若影视制作人员随手花掉上千万资金，最终不过是炮制出内容平庸、无聊，甚至歪曲史实的东西，不仅仅是对艺术的亵渎，更是对民族的不负责任。
一个“情结”，做有良心的导演
记：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快就选择了《诺尔曼·白求恩》？
杨：我有“白求恩”情结，而且这个情结肯定不属于我一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一种感恩情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无数中国人被这句话感动，也被一个人感动。
可是，诺尔曼·白求恩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他的名字是那么熟悉，但是却又显得那么陌生和遥远。仿佛一件过时的衣服，被搁置在了存放历史的旧格子里。当我们的年轻人为贝克汉姆、张东健等偶像声嘶力竭时，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时髦青年把“诺尔曼·白求恩”的头像印在T恤上。就像鲁迅的作品里让别人看到了自己的小，而白求恩的“过去时”人生正好是我们“进行时”现实生活的一个最好批判。
记：感觉您的片子承载的东西，相对会略显沉重。
杨：我也听到一些观众说，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晚上看电视剧应该轻松娱乐，干吗这么压抑？我只是想说，一年365天几乎有350天都在娱乐，看卿卿我我、看八卦戏说、看宫廷美酒，如果我们拿出15天来沉重一下，思考一下，不是件坏事。
记：回到一个老问题，当您选择这些片子的时候，考虑过它们的商业性吗？
杨：商业性肯定是每次接戏必须考虑的，但一个片子更应该注重它的社会性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如果片子是真好，商业性也自然跟上来了。
其实，我们的国产剧不缺量但缺有质的量。看现在的电视荧屏，宫廷斗争多，痴男怨女多，无聊拼杀多，不仅“三多”而且其中又以仿效居多。还是这句老话：一个导演，需要良心。
见习记者 李君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