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定义长征时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而“我的长征”又是什么呢？
“我的长征”同样是宣传队和播种机，它通过亲身体验和电视传媒，成为更现代的宣传队和播种机。
除此之外，“我的长征”还是什么呢？
“我的长征”是慈善之旅。大益普洱茶厂拿出1000万元资金做善事。沿途为1000名老红军提供补贴，重修了9座无名烈士墓，为不少小学更换教学设备。崔永元说，其实很少的钱就能做很大的事。比如，我们更换小学的黑板，更新桌椅，配齐各种球类，一座小学也就2000多元。我们每个队员都背上一公斤大益普洱茶，这些茶将作为“长征纪念茶”在终点会宁慈善拍卖。为了这些茶叶，队员们在雪山时把打火机这么轻的东西都拿掉了，但茶叶还要背。
“我的长征”是极限运动。这里有最长的路途，最艰苦的环境。在20天爬5座4000多米的雪山(尽管由于全球变暖，雪山已经没雪了)。在海拔3000多米的草地，行军180公里，用50元生存7天。最后，一些队员还吃野菜充饥。
“我的长征”是走读历史。在长征途中，崔永元读了40多本书，同时，考察写作了《1935牺牲》、《你的样子》。目前，在贵州境内将调查钱壮飞之死。在真实的长征途中，大家更加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残酷。比如，四方面军在爬雪山时，曾把一千多伤员弃留在山下。这些人不少是上山红军人员的父亲、兄弟或是儿子。
“我的长征”是心灵治疗。崔永元在长征前，要服用比一般人多几十倍的安眠药还睡不好。现在，崔永元经常每天走15至20公里，每天熟睡6小时。此外，崔永元也开始反省自己。一天在行军时，突然给一个以前的朋友打电话，对过去的事表示歉意，一些心结在长征中解开。崔永元说，“城市楼太多，自然看不远，而长征在旷野，心情自然豁达了，长征能治小心眼儿。”
“我的长征”是成人礼。崔永元说，像韩国，每个年轻人都要服兵役，不管你是不是明星。中国人就缺乏一个淬火锤炼的过程，每个年轻人都应该在17至18岁时经历一次行走锻炼当做自己的成人礼。
“我的长征”是一个每月消耗80至100万元的大型节目，崔永元并不追求选秀中人为制造的情感效果，也不追求真人秀式的包装概念。崔永元说，“历史是不能断代的，有那么多人关心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就也应该有人关心长征。历史是什么，一位学者说，历史就是告诉你从哪来，去哪里。”
“我的长征”就是一种在行走中寻找和改变的过程。
本报记者戴方D073
如果说70年前的长征是一种被迫的话，那么70年后崔永元发起的“我的长征”则是一种主动的自虐。按崔永元的话说:“现在的长征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我的长征”参与者与社会人群之间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整体社会对这一行动大多是一种漠视，并没有把这一行动视为“壮举”和“热点”。这与当年长江漂流时有很大的不同。而崔永元却对这一行动非常看重，甚至认为，此次活动让他对整个社会和民族都恢复了信心，对未来也变得乐观了。就内热外冷的“我的长征”，记者特别在遵义采访了刚刚走完雪山草地的崔永元。
刚开始的确没信心
记者:刚开始长征的时候，你似乎没有信心，现在怎么样？
崔永元:的确刚开始没信心，我是抱着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而不是“有多远走多远”的想法。当时，的确考虑过可能刚开始不久人就走光了。我就想，走光了，丢人，那就再组织一次，总有一天是能实现的。
之所以悲观主要是近年来我对社会有一种绝望感。现在人际关系紧张、压力大、缺乏诚信。有一次我去音像店买陆川的正版《可可西里》，买完后很长时间都不太确信这真是一盘正版。
我们这回20多名队员从21岁到51岁，就像是在全国选中的一组抽样人群，有大学生、瓜农、铁人三项运动员、社科院研究员、医务人员、警察、参加过选美的女孩、调酒师、将军的夫人、成功的上海商人等。从5月1日到现在，经过3个月，通过他们的改变，我的态度也改变了。过去，我认为中国人永远会是一盘散沙，缺乏团队精神，缺乏自我牺牲，缺乏宽容的态度，但在艰苦环境之下，特别是雪山草地之后，他们的改变令他们自己和我都重新有了信心。我决定下一阶段要给他们增加难度。比如，一次渡赤水要武装泅渡，另一次要让他们架浮桥。
现在的人勤于表达乏于思考
记:那么在一个特殊环境下的改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离开这一环境又如何能改造人呢？
崔:的确，许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也在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现在还想不明白。但每天坐在沙发上是永远没希望的。
记:现在社会上对“我的长征”有些漠然，年轻人则认为没必要，你怎么看？
崔:大家都太急，太缺乏耐心。比如，一些年纪大的人会说，怎么找了这么一些人去长征。他们希望今天这些人还不怎么样，明天就会成为一支铁军，他们不能静下心来完整地感受一个变化，变好的过程。而网络上的年轻人则太急于表达、缺乏思考。
记:你似乎对网络有些成见？
崔:现在的网络强调的是速度，现在网络速度已经快于思考速度，大家不假思索就开始发表看法了。比如，博客，就是网络日记，是每天很快地把想法上传，而周围的人也很快地批评，大家谁都不服，于是就是围攻、谩骂。而传统的日记是冷静的，有反省、甚至有忏悔。现在人们更爱即兴、随意，而不是冷静、理性。
记:我感到媒体对“我的长征”也有些不知从何入手，他们关心你在遵义买狗与人争吵，而对“我的长征”本身却很少关心。
崔:的确如此，如果我想让媒体关注，一路上只要不停地买狗就行了(笑)。现在，媒体也是求快的，追求生死时速一样的速度。他们要求有事发生，而不太关注一些需要时间的、有空间长度的事。比如，《电影传奇》做了四年，没多少人关心，但如果我们公布一家美国资料馆要花500万美元买一份完整资料，媒体就会感兴趣，就会说崔永元赚大钱了。
记:从《实话实说》之后，你似乎不太看重轰动性，那么，你看重什么呢？
崔:《实话实说》时，还是年轻，缺乏理性的，2002年40岁时，开始变得有责任和单纯了。
不追求轰动，第一证明我不在意，第二也是因为我觉得永远在比、在争也是不科学的。比如，你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你就不可能再登上更高的山了。
我现在追求的是责任和好的影响，哪怕这一影响并不太大。比如《电影传奇》，我觉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用四年完成了大量中国过去的电影资料。人物的收集、采访，现在已经有10万分钟的资料，而之前却没人做，任由一些老影人故去。比如，《小崔说事》让大家看到很多普通人，看到他们的乐观、善良，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是有好的一面，觉得生活还是有指望的。比如，“我的长征”，如果20多名队员再加上整个摄制组，大约一百多人，他们有了改变，他们又影响了每个人身边的5个人，那么，就有500人受到影响。
记:近年你给人的印象有点像唐吉诃德，有些“愤青”，也有些理想化，与社会有点格格不入。
崔:第一，我觉得我在社会上不妥协、坚持理想，也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第二，我也的确在反思过去，我是有点像拿着长矛的唐吉诃德，这让许多人，包括你的朋友都开始躲着你。这样你变得无法与别人正常交往。现在，我既要坚持个人理想，也要有好的方式，不但能让对方，而且让对手也理解、认同你的理想。我开始觉得自己需要更多历练。比如，电视选秀，过去不喜欢就去批评，现在，我仍然觉得太多太滥，但我会改用调侃的方式，这样更善意一些。
读书节目干到退休
记:除了你的一些改变之外，队员也发生改变。那么，他们在结束“我的长征”之后，重新面对社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崔:的确这是个问题。一种可能是他们已经百炼成钢，并能改变许多人；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与社会更对立，适应力反而不如之前。其实，长征之后他们的生活可能更有记录价值。
记:你在途中正酝酿读书节目？
崔:的确在设计，但只是胡思乱想。新的读书节目是给平时不读书的人看的。有些会做一些争议性节目。比如，让哲学教授、专家对老百姓讲“存在就是合理”的，看看专家们能不能说服老太太。不能就送到德国——哲学的故乡，我们再记录他在那里的情况。比如，余华出《兄弟》，之前我会拿其中一章找三位导演拍三个版本的单本剧。我想，读书节目是会让我一直干到退休的节目。本报记者戴方文图D07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