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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向黎和她的三部作品。
潘向黎坚称自己绝不是什么“明星”，自己只是一个写作的人。
但是，她的作品俨然已是“明星”———她的四部作品（《我爱小丸子》、《奇迹乘着雪橇来》、《白水青菜》、《永远的谢秋娘》）连续四年登上了中国小说排行榜，前不久更荣获全国最有影响的五项大奖之一的庄重文文学奖……这一切标志着这位“慢工出细活”的作家，以自己的风格赢得了读者。
作为一个写作者，她是低调的，但也有她的“珍珠”梦想：“至少有一个人，面对命运的不公或者苦难的折磨时能够不动声色，却在看我的小说时，会流下眼泪。那是我触摸不到也看不见的泪，但对我来说，就是珍珠。一两颗便已足够。”
从文来自父亲的馈赠
记：您曾经获得上海文化新人、青年文学创作奖等众多奖项，最近又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得奖，对您意味着什么？
潘：是一种鼓励，也是意外的礼物。我每次的反应一般都是：真的吗？然后是一种被认可的感激。但是，对于得奖这类事情，我不等待，不盼望，因为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期待，得奖了只是不落空，不得奖就是失望，这样再有趣的礼物也没趣了。
记：这次得奖是在您父亲去世之前，应该具有特别的意义吧？
潘：我父亲五月初开始住院，颁奖典礼六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当时医学对父亲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就想，既然守在他身边也做不了什么，不如去把奖领回来给他看看。领完奖回到上海，我把沉甸甸的奖座带到医院给父亲看了，他戴上眼镜自己看了获奖证书、获奖评语，他的一个弟子蹲在他的病床前一字一句念给他听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从来不会说任何夸奖的话，但是我知道他是欣慰的。这个奖是上天给我机会，让我还能让父亲高兴一下。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记：您的父亲潘旭澜先生是著名学者，也是独树一帜的散文家。您成为作家跟您父亲有关吗？
潘：我出生在文革期间，那时候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作家。只是，我小时候，父亲不忍心我没书可看，或者看那些抓特务、斗地主的连环画，就手写了一些唐诗宋词，让我背诵。他还说，你不用明白是什么意思，先背下来，长大就懂了。结果到了念中文系之后，突然明白了许多童年懵懵懂懂背诵过的东西。后来我能写一些关于古诗词的随笔，甚至我的欣赏趣味，都来源于父亲的启蒙。
散文是友情小说是爱情
记：您是以散文登上文坛的，许多人的印象中，您首先是一位优秀散文家。但最近七八年您的写作重心转到了小说上，为什么？
潘：最初的原因有些可笑，那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光能写散文，还会写小说。到了后来，人生阅历稍多，觉得有一些东西散文不能承载，必须另外找途径表达、宣泄。再后来又发现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现实里没有的东西，我在小说里创造或复活，比如说，某种珍稀到灭绝的情感“物种”，我试图让它在我的小说里再次存活。
记:对您来说，小说和散文意味着什么？
潘：小说是虚构的文体，是想象力和现实冲撞的结果，它在本质上更真实，更深入生命本质，更接近人性，空间更大。写小说进入状态，那种感觉真是勾魂摄魄，很难抗拒。开个玩笑，和散文的关系是友情，和小说则是爱情。
慢工才能出细活
记：您坚持“细针密线”、“慢工出细活”。但产量偏低，比如曾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您只写了两个短篇《白水青菜》和《永远的谢秋娘》。但就是这两篇，分别登上2004年度和2005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您怎么看目前文坛上的“快枪手”现象？
潘：首先我觉得，写得快，写不快，都是天生的。真正的快手要他写得慢大概也很难受。一切顺其自然吧。速度方面我对自己没有要求，但不是全盘没有要求，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自己不满意的决不发表，一定要改到满意为止，做不到就报废。
记：您允许自己产量偏低，而且至今没有写长篇，不担心畅销问题吗？
潘：写作应该像树上长出叶子一样，自然而然，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想写的时候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顺其自然我就写不出来。我安于自己的不畅销。畅销对于作家其实是双刃剑，不畅销虽然可能寂寞，但也安全。
记：文学界评价您的作品常用精致、洁净、空灵、清雅、温润这些古典词汇，但是您的笔下又渗透了现代都市的色彩，有人说是现代的场景，古典的情怀，也有人说是古典的意境，现代的迷惘，你自己怎么看？
潘：我觉得评论家洪治纲说得更好，他认为是一种深藏于叙事内部的浪漫情怀，与人物的现代心绪构成的一种精神呼应。他还把我的小说的氛围或者基调、甚至细节，归结于一种“现代都市文化所熏陶出来的特殊的精神质地”。不管愿不愿意，我基本上是城市动物，得到这样的评价应该满足了。
最高奖赏是读者感动
记：写作多年，到目前为止，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如果将来一直没有出现“最满意”，您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
潘：每一篇写完，当时都还满意，后来再看，又总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最满意的作品肯定还没有出来，这也是吸引我写下去的动力之一。但不能实现“最满意”也有可能，人生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不结果就放弃开花。我希望自己能一直写到老、同时一直成长，保持心理的弹性和感情的丰盈。
记：大家似乎都在忧患———现在是影像时代，不是阅读时代。所以小说也会面临式微？您怎么看待这个大环境？
潘：没有仔细想过，说不清楚。我自己是一直读小说的，也觉得中国当代好小说出现得不多，但像细细的泉水一样隔一阵子咕嘟冒一下。我有一些朋友也是看小说的，经常会交换读后感，我们还是觉得小说不可代替。对我来说，这样的小环境更重要。
记：您说过，对您的最高奖赏就是读者的感动，眼泪是最好的“珍珠”。在您看来您的读者素质怎样？
潘：我越来越发现，读者的素质超出我的想象。一些细小的差错他们决不放过，一些潜在的用心、变化之处、细微之处他们也不会错过。比如，我最近的短篇《女上司》，就有人看出了“兵不血刃的杀伤力”，这种“杀气”是我以前作品里没有的，刚一冒头就被发现。还有，在特别不起眼的地方，我偶尔会暗暗埋下一点秘密，最多只想作为三五知己喝茶时的趣谈，没打算让人明白的，也会有人看出来。比如《永远的谢秋娘》，她唯一导致婚姻的那次爱情，有一位读者问我：“因为那个外交官抽雪茄，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对不对？”一语道破。惊得我无言以对，但那是幸福的无言以对。
古人说文章关气数，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因为上苍永远是给你一些，不给另一些。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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