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截至目前，你拍的所有影片都偏人文一些，那么，票房如何保证？
贾樟柯：从票房上说，这两个片子都是有局限性的，不是大众电影，观影的感受和观众期待的简单的感官刺激不相配合，我们要做的是客观面对这一问题，不要期望过高，当然也希望多一点人看，能够在上一部电影《世界》的基础上有一些发展就可以了。
我们一直谈的那些矛盾，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很多人说，你拍的是边远地区的劳动人群，你拍他们，他们并不看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一部电影能在文化上产生作用，并不在于它能吸引多少人来观看。我觉得文化的作用，不能用人数来衡量，比如《黄土地》，在中国观看人数并不多，但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并不比《喜盈门》差，当时的《喜盈门》有一亿多的票房，你说文化中哪一个更强？
另外一方面，今天每个人的现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小孩1985年出生在上海，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他会觉得中国就是上海；一个小孩从小出生在碛口，没有离开过碛口，他会觉得中国就是碛口，当然会有其他的传播媒介会告诉他外面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今天电影能做的就是告诉生活在不同现实里的人，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存在，尊重而不是忽视那种现实。《三峡好人》英文片名叫“静物”(Still Life)，静物在美术里就是被忽略的现实，它有时间的痕迹，有主人生活的痕迹，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拍摄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也是想让各种生活之外的人能够相信还有另一种生活存在，而不是那么自我，觉得自己的现实就是惟一的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电影理念在现在中国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观众并不期望电影能够承载社会责任和文化等这些因素，而仅仅看作了娱乐的工具。
贾樟柯：会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会有很多困难在里面。我早知道有这些困难，我会把自己的融资市场和销售市场建在海外，依靠海外整体的电影市场，帮助我能够连续地工作，不要中断，所以还是有机会在国内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不必太计较商业上的得失。从生存的技巧上来说，这也是很无奈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带给你的娱乐和精神上的喜悦，并不单是我们概念里的娱乐电影在做的事情，比如说苦难这个东西，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不是在谈人的喜悦，而是在谈人的压力，人的问题。从古到今，所有艺术作品都遵循这样的主流。
从当下来看，对大片的崇拜，对高投资影片的崇拜，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包括导演、制片人、政府部门的一个合力下，形成了的这样的价值，很糟糕的是，变成了惟一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状况的转变，这种状况会逐渐消退，电影作为工业，又同时作为文化，两方面的平衡，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观，媒体已经在开始质疑高投资、高回报的影片，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事实上，所谓艺术电影，观众的失去，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包括法国，观众也在逐渐流失。侯孝贤拍《海上花》的时候，其实拍得很极端，全是内景、长镜头，当时他还不是很被接受，《海上花》有40万人次的观影。到了后来拍《美好的时光》时，他非常容易被观众接受了，反而只有10万左右的人次。
这期间还会有新媒体的影响。电影的观众基本都是年轻观众，那些从小就使用电脑的孩子，他们开始成为电影的主体观赏人群。如果悲观点说，这种艺术形式是不是到了快要消退的时候了？其实这个也无所谓，每个时代都有人们最欢迎的艺术，中国晚清京剧最受欢迎。导演对此不用太焦虑，你生活在这个观众人数逐渐减少的时代，只要接受这个现实就可以了。
“我从道德上，很难用其他的方法 来面对这么焦灼的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定知识和思考能力的观众集中在城市而不在农村，为什么不拍一些反映他们的状态的片子？或许他们更能体现当下的时代气质。
贾樟柯：也有过考虑，但是每次下笔写剧本的时候，还是迫切地想拍那些留在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可能跟整个文化氛围有关系，中国的电影不够多元，我这种类型的片子并不是很多，我从一开始拍电影，就选择拍转型期的小县城，因为现实特别不公平，在荧幕上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一直是纪实手法，为什么不尝试更多的风格来表现呢？
贾樟柯：我拍电影，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知道我们生活在变化中的中国。每部影片背后都是一个社会，并不是自我的、个人的生活状态。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背后巨变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是一开始确定的主题。
从电影的方法来说，我对很多种方法都感兴趣，比如超现实的、表现主义的。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是很写实的纪实风格。那是因为，我从道德上，很难用其它的方法来面对这么焦灼的现实，比方说用后现代的方法去调侃，我做不来。
到了拍《三峡好人》时，我觉得从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一直期待的改革的结果还没有呈现，还在一个期待的过程里面。
我们上高中那会儿，连孩子们都想着做生意，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在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充满机会。但是，现在那个分配过程已经结束了，大家也都很安于这个现实了。在北京感觉不出来，回到山西或到了三峡，感觉很强烈。
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发现，跟改革开放一样，三峡的变化基本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资源的分配，人群的分割，利益的调整，结构上的转变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面对现实。到三峡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拍的是一个刚刚经过巨变的中国。这种认识可能也跟三峡整个的工程有关系，我们去拍的时候，三峡都竣工了，拆迁也基本完成了，完全是一个新城，移民也已经走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蛛丝马迹，三峡整个地区的状态也是巨变之后的一个状态。
[上一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