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影响大得想不到
专访《文汇报》前总编辑马达
□本报记者朱强□实习生邓丽江
传统与门槛
记者：“笔会”的发展历经多次波折，这与中国报纸副刊的传统有何联系？
马达：我一直认为副刊是中国报纸的特色，也是文化传统之一。国外的报纸没有副刊，只有专刊，比如家政、烹调等等，综合性的以文艺为主题的副刊是没有的。
中国的报纸副刊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的统治阶级掌握了舆论，因此副刊就成为知识分子发言的重要窗口，从1911年《申报·自由谈》开始就有这个传统———凡报纸必有副刊。
解放前的报纸副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艺性副刊，主要内容是杂文、散文和小品文等，它议论时弊，也有消遣文字。第二类完全是消遣文字，吃喝玩乐，样样都有，被称为“报屁股”。前一类副刊是我国报刊的一个优良传统，报纸通过副刊发现和培养了不少人才，宗白华发表郭沫若的诗歌，叶圣陶支持巴金的小说创作等等，都传为佳话。解放后，报纸除了副刊外，还出现了内容比较专一的专刊。粉碎“四人帮”以后，由《文汇报》开创，把专刊、副刊提到从未有过的突出地位，根据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办起十几种副刊、专刊，这在中国报纸发展史上是少有的。
“笔会”比较而言，是全国报纸副刊中办得比较好的，这与大环境分不开，20世纪30年代民主自由的呼声，《文汇报》副刊喊得最多，解放后的1956年到1957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使知识分子把各种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比较好看；“文革”时，“笔会”全是口号，有等于无；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压抑了十年的各种痛苦和思想再次迸发出来；因此1956年到1957年，还有1980年代，“笔会”办得都比较出色。究其根本原因，恐怕与其性格的特殊性有关：它的知识分子味儿最浓，最能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
记者：现在报纸总编辑在管理上比较偏重新闻，你曾经做过五家报纸的总编辑，对处理新闻和副刊的关系有何观点？
马达：报纸的主要功能是新闻，但新闻是载体，传播信息，也有思想，思想也是一种信息，从这个意义讲，副刊也有新闻性，它往往从新闻里面汲取思想。比如新闻报道反贪污问题，就会讲张三李四如何贪污受贿等等。副刊则采取另外的方式，它利用杂文发言，可以从古今中外的贪污状况和反贪污经验，讲到当代贪污衍生出来的种种新手段和新形式。因此，新闻与副刊在新闻性上讲各有特色。
作为总编辑当然要看新闻，但我过去对“笔会”非常重视，文章全部都看，主要考虑它的影响比较大，有时候大到我们都想象不到。
记者：“笔会”的门槛是不是比一般的报纸副刊要高？
马达：门槛是稍微高一点。首先它集中反映知识分子的情绪，各种喜怒哀乐都有。第二，它的内容广泛，就是毛泽东讲的，“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应有尽有”，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还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现在真正关心精神领域的报纸副刊并不多，很多过于注重小知识和小趣味，精神品格苍白无力。
另外，它还团结了大量的老作家，包括名家和新作家。相对而言，老作家的东西多一点，内容比较深厚。
“笔会”的第四个可取之处，就是一直坚持杂文。能不能有知识分子的声音，就得看它。比如巴金1956年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杂文《论“有啥吃啥”》(针对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菜场的食品供应问题，巴金在文中说，“最好少发‘有啥吃啥’的号召，还是让人们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吧。他们当然只能在‘有’的东西里面去挑选，这是用不着担心的。”1956年9月27日，署名为余一。———记者注)，就是讽刺计划经济时代有啥就要吃啥的社会现实，大家都有啥吃啥，就没有口味了，更何况每个人的个性与爱好呢，知识分子最讨厌不自由。巴金说话了，结果呢就挨整了。杂文是反映知识分子喜怒哀乐的最尖锐的武器。
名家与败笔
记者：名家也有败笔，做过编辑的黄裳就说，处理名家的那些不能用的稿子最为头疼。
马达：我也有这个意见。有种稿子讲和某个名家怎么交往———靠一点边，见了个面，送条毛巾，他都当个大事。这种马屁文章，我最不要看。名家是好的，但是名家要有名文，光名家没有名文有什么意思呢？现在的“笔会”杂文比较多，思想却不那么尖锐了。
另外，“笔会”的文字一向保持得比较好，可我很希望它出现更多争鸣的东西，大中小都可以，这样可以活跃思想空气。
记者：“笔会”当年能够争取和团结全国一大批文艺界的名家支持，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
马达：对，比如我说1980年代“笔会”是拨乱反正的先锋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冰心、艾青等著名作家，还有被打成右派的胡风分子，很多人复出后第一次写文章，就交给“笔会”了。这个第一次亮相，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终生难忘，这一点很多青年人体会不到，我被打倒8年，第一次出来讲话、写文章，一生都记得。后来巴金谈到这个事情(巴金“文革”后复出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发表于“笔会”1977年5月25日———记者注)非常激动，他说我们不是臭老九了，不是修正主义了，重见天日了。这个比宣布个人解放还重要，宣布解放没有几个人知道，报纸上一亮相，巴金出来了，这个影响太大了，现在怎么讲都不过分。
记者：拨乱反正时期，从巴老的《一封信》到卢新华的《伤痕》、宗福先的《于无声处》，《文汇报》及“笔会”确实在知识分子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马达：没有拨乱反正这些都无从谈起，我们在报社内部也是这么做的。我1977年进《文汇报》时，党委做了一个决定，报社所有右派都无条件回来工作，他们非常感激，说如果回不来，就老死在北大荒了。无论是报社还是“笔会”在实际行动上都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记者：可《文汇报》在“文革”前后的一些表现也是有恶名的。
马达：粉碎“四人帮”之后上级叫我来办《文汇报》。我当时不想办报，8年劳动，钢笔都没有握过，怎么干？刚来的时候我经常接到骂《文汇报》的电话，说同样一条新闻，为什么《解放日报》登得大，你们登得小，人家上头条你们为什么不上等等。那时候报纸真难办，没有公信力，读者都跑掉了。后来经过努力，日积月累，读者的认同感、信任度就慢慢提高了。
“笔会”也面临同一个问题，争取不到知识分子的信任，它就不可能起死回生。为此编辑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这支队伍很不错，有激情和事业心，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重新与知识分子建立起了亲密联系，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记者：现在报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有的媒体不惜采用高额稿费的方式吸引名家的稿件，“笔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里？
马达：在那些饱有成就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名重于利，他们有着区别于常人的胸怀，我曾经问过一个在民国时期就给《文汇报》写稿件的作家，他说，稿费少也要写，因为对他来说，名远远重于利。“笔会”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感情比较深，这是历史形成的，别的媒体无法替代。当然也有些老知识分子由于思想包袱依然很重，有的写得庸俗，有的写得难懂，有的写得偏执，稿件就比较难处理，但这些人越来越少，但总的来讲，作者队伍是扩大了。
(P1185543)
马达，1925年生，前《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在其60年新闻生涯中，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共达30年，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在他主政期间，《文汇报》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达到历史最高的日发行量180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