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宏宇
300多个中国摄影师经过几重挑选，获得了跟来自世界各国摄影“高层”对话的机会，他们每人可以在4天时间里，从31个摄影专家里，选择至少7人一对一地对谈20分钟。这次经历就像看中医，“看”得好，或许就能“卖”得好
近300名中国摄影师，每人可以从31位摄影专家中选择至少7位，在4天时间里一一对谈20分钟，听他们评点自己的作品。26位专家来自西方，有美国的摄影节主席、现代美术馆策展人、基金会主管，欧洲的出版商、画廊经纪人，5位中国专家里有摄影评论家、收藏家和策展人等。这些专家拥有的权力与资源容易让人产生并不恰当的联想：这是不是就像一群中国作家或者电影导演倾听西方权威的教诲：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拿奖，什么样的可以卖出好价钱，要想得到市场青睐，你该怎么干或不该怎么干……
10月23日至10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2006北京影像专家见面会”也许并非如此功利，至少活动是免费的。
这次见面会直接借鉴了美国休斯敦摄影节中的见面会模式，而休斯敦见面会要求与会摄影师缴纳注册费，分两个价码：600美元可参加4天，900美元可参加6天。每天最多可见到4位评点专家，每次会谈20分钟。北京见面会挑选参与者的程序很公平：摄影师通过网络提交自己的20幅作品，主办方匿去作者姓名，再由5位专家投票初选，票数过3的作者获得见面资格。
从800多报名者中，最终入选的近300名中国内地摄影师，除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遍及各地。四家主办方之一的某位负责人对打破了摄影界的等级和小圈子十分欣慰：“在会场入口，大师和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排队，一样的表情甚至一样的心情———他们都不知道从另一扇门走出来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机会。”
春天到了？
王福春是参加见面会的摄影师里最年长的。事实上他已经迈出海外了，他著名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在丹麦、法国、俄罗斯都展出过。他来参加活动，理由是“机会不要错过”：“我跟很多朋友说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迈出这一步就很可能带来很多收获，包括策划你的展览，出画册，给你做代理……这都是你想不到的事情。中国摄影的春天到了。中国卖片子的机会到了。”
2004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参加了中法文化年“平遥在巴黎”摄影展，《世界报》很喜欢这组照片，希望发表。“他问我5000欧元能不能发我的一组片子，我们就当场拍板。第二天我又拿出一组《蒸汽机车》，他们也很喜欢，后来又发了。”王福春说，“后来打到我账户上的钱一分不差，我想国外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东西，而且稿费很高，是国内的不止20倍。”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查尔斯·特劳布问王福春，“我能怎么帮你？我说你随便吧。他说我会把你‘火车’和《蒸汽机车》系列介绍到国外的铁路协会，到那去展览。”王福春挺高兴。
在会场，记者碰到一位摄影师，焦急地抱着作品，拉着德国策展人托马斯·凯纳寻找翻译，说是他想跟自己单独谈谈———当日见面会已经结束，翻译都下班了。托马斯则是一脸茫然，沟通之后才明白，他是想在2小时后找两三位摄影师很随便地聊聊，只务虚，不看照片，不谈交易。
没有理由阻止摄影师做这样现实的思考，参会者无论资历深浅，大多是凭一份固定的职业或为时尚媒体拍摄商业照片来养活自己的创作。谁不想更有钱更自由呢？
摄影师彭祥杰受了些小挫折。他带着自己的一盒照片，著名的《流浪大棚》系列与德国策展人塞琳娜·伦斯福德见面，“20分钟之内，她就要我把这盒照片留给他。我说我还得拿它见别的专家，她又问我价格，我说我没法报价，我做不了主。”彭祥杰今年刚跟国内一家画廊签了代理合约，生意必须由画廊经纪人来谈。“最后从画廊那里知道价格，她扭身就走了。后来又跟我说：这不是针对你的，这是生意，与你无关。”
“很多人对价格有误解，他们以为画廊会出1000美元一张的价钱。我希望能告诉他们，我在15年前开始我的职业摄影生涯，做了我的头一个个人摄影展，”托马斯·凯纳用手比划出20厘米宽的画幅，“这么一张照片，价钱差不多只相当250元人民币。确实会有人出1000美元的价格，那得在你进入画廊之后———比如纽约的画廊！”
主办方之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会场中的购买，一般说来或是专家自己非常喜欢，或是画廊少量买一些作品，回去试试看。“但受到国内一级市场的影响，头脑发热的画廊经纪人提出了泡沫式的价格。这会让摄影师在市场上碰得头破血流。”
请老外，看“中医”
参加见面会的本报摄影记者王轶庶形容见面过程就像“看中医”，“不过他们的医德比较好，看完作品后会认真地跟你交流。”
“大夫”们并非什么都管看，活动网站早已公布各位专家的背景和兴趣，摄影师可根据自己的作品风格挑选自觉“对胃口”的专家见面。譬如艺术评论家克里斯多弗·坦拿特“对新奇、创新或跨学科的作品感兴趣，愿意点评除了情色摄影的各种作品”；而德国策展人塞琳娜“对点评优秀的新闻摄影或艺术收藏级制作的摄影新作很有兴趣，不喜欢商业或广告摄影”。
“诊断”的过程十分私密，记者不可以走近任何对话双方探听内容。但在会后与专家交谈，他们大多显得十分谦虚。“在20分钟里就给一位摄影师提出指导、建议，这是很不公平的。”美国“光圈基金会”的展览项目主管黛安娜·艾金说。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摄影部策展人蒂姆·赖德觉得自己“可能不够格来评论这些作品。尤其那些纪实类的影像，我想我得研究很多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读懂这些照片”。
有时候他们的评点很率性。《中国民航》杂志编辑路泞的一幅照片上是农妇停灵中的遗体，土墙上挂着她的遗像，一位西方专家说：“我不喜欢。我已经很老了，越来越看不得死亡……”
在现场看，感觉大量作品是纪实类摄影，可归为当代艺术类的观念摄影并不多；但参与作者初选的中国专家李媚认为，两类作者大致均衡。
自由摄影师刘丽杰带去了自己的两套作品，彩色观念摄影《另一种片段》和一套黑白的纪实摄影，前者得到了极大认同。甚至有几位并未约定的专家，在会场四周摆起的“地摊”上看到这套作品，主动找她谈话。“有的专家建议我继续拍摄这种风格的照片，不该拍黑白那种。他们觉得拍黑白纪实的人太多了。有一位跟我说：这几天看了好多西藏的照片，看到你的，感觉特别好。”刘丽杰说：“我觉得他们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喜欢我的作品。”
自由摄影师杨国伟以198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才俊为主角，拍摄了一个颇具超现实感的系列———这些才俊很另类，包括滑板高手、街舞冠军、电脑游戏CS冠军、收集铁皮玩具或者苹果电脑的摇滚乐手等等。“一位专家觉得我的关注点暂时显得另类、边缘，可能不受当代人注意。但也许10年、20年后，这一代人40多岁，开始怀念他们的青春，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会很有价值。”他打算继续拍摄100－200个“各行代表人物”，但专家的意见出现对立，“有的人完全不认可，劝我改方向；有的鼓励我继续……我觉得无所谓，相信自己才最重要吧。”
有数家机构向刘丽杰表达了为她在国外办展览的意向。“只是现在作品还不够多，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要我在两三个月内就把下一个计划，甚至是草图发给他们。总之在2008年前要和他们勤联系。”刘丽杰说。杨国伟同样获得了两三个展览合作意向。德国科隆的一位策展人提了非常详细的问题，他认为杨的照片要放大到3米甚至6米的画幅才够有力。“我现在拍完的这些数码照片可能不够印到6米那么大，他要我下一次拍到足够大。”
多数摄影师获得的是长远而非即时的机会，这由西方美术馆、画廊的运营方式决定。“我在一个相当大的美术馆工作。我想我的职责就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观察摄影师的艺术成就，再考虑有什么可以纳入我们的收藏。如果有我感兴趣、想拿来做展览的，那也是一个5到6年的过程。”蒂姆·赖德说。
黛安娜·艾金的意见很一致：“我们很有幸看到这么多类型的作品，现在得回去慢慢考虑了。我们许不了任何承诺，得看有什么合适的机会能把什么作品纳入我们的计划中去。对中国摄影师来说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认识很多人，就算我们不能要也总有人能要，这已经为他们建立了人际网，推出他们的作品。”
路泞在见面会上就卖出了几幅照片，买主是德国一家画廊。“他们说，也就是拿回去让那边的收藏家看看，他们会对你的作品有判断。”但旧金山现代艺术馆高级摄影评论人桑德拉·菲利浦斯的反应又比较冷淡。“她认为这样的照片还可以更好。她说你还很年轻，历练还短，希望你坚持更长久的影像纪录，形成摄影师的独特眼光———我不太明白她说的意思，还得好好想想。”路泞说。
你受伤了么？
在国外市场已颇有成就的摄影师刘铮到了会场，并非参加见面，只是来看行内的老朋友。他的旁观显得冷峻：“这是个很成功的商业活动，很好地把各方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但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流机会———外国专家会根据自己的目标、喜好做判断，而中国摄影师对此没什么准备，完全没有自我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
《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也持谨慎立场：“31位专家不代表全世界。对很多摄影师来说，得到机会固然好，没有收获也代表不了什么。就算有挫折，千万不能丧失信心。”
记者见到的摄影师倒是都显得心态平和，卖出了数幅作品的路泞不以物喜：“也许人家拿回去看看，看完给你撕了呢。卖只是副产品，拍照片和变成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看看过去的收藏目录就知道，不要指望这个发大财。我一个水泥厂钳工、文盲，现在当着编辑，做做图片拿份工资，就算混得不错了，没经历什么愁肠百转的过程。高兴的是被人欣赏，就够了。”
头两天见面会之后专家休息，部分中国专家和摄影师开了个座谈会，交流两天见面下来的体会，倒是谈出了些“集体受伤”的味道———“中国摄影界对摄影理论的研究太弱了，对摄影家没有系统的研究，没有学术定位，只能等待市场的挑选。”中国摄影评论家李媚说。
这几乎已是公论：中国还缺少自己完整的摄影评论体系、摄影历史、自己的收藏市场。对自己的评价权力掌握在别人手里，怎么也不是件痛快的事。摄影师姜健认为“真正的收藏家是懂得摄影史的，会做系统的收藏”。但在摄影史缺位的情形下，只能“首先把心态放平，系统做好自己的作品，重视制作”。
“卖出去”显得被动和低下，只有对自我价值有了发言权，有足够的自信，中国摄影大概才可以“迈出去”。刘铮给眼下的中国摄影师出了个不受伤害的主意——“心中没有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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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1999年10月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
清代上海、苏杭及长江沿岸照片集拍得7.15万元，清末北京、武汉、宁波、福州等地照片集6.82万元，清末山东照片集3.3万元，近代日俄战争照片集1.32万元。
●2002年11月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民国青藏高原原版摄影照片集成交价为4.4万元。
●2003年11月北京华辰2003秋季拍卖会
早期摄影大师郎静山的《愿作鸳鸯不羡仙》和《疏林峦影》分别以4.4万元和2.2万元成交。
当代摄影师韩磊的《陌生》系列、洪磊的《紫禁城的秋天》、海波的《她们》，以5.39万元成交。
●2004年5月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
民国时期的王文典照片以19.8万元创下内地照片拍卖的最高价。一组拍摄和制作于1870年前后、记录了19世纪上海、武汉风情的36张照片集估价8000至9000元，成交价达到9.35万元。
●2004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
艺术家海波的《她们系列———三姐妹》组照拍得4.5万港元。香港艺术家曾灶财的街头涂鸦以摄影形式呈现，拍得6.6万港元。郎静山的《仙舞》19.2万港元，张洹记录与表现自己行为艺术的《家谱》以33.6万港元成交。
●2005年5月纽约克里斯蒂春拍
张洹的《家谱》成交价达到74.4万港元。
●2005年10月香港索斯比秋拍
马六明纪录行为艺术的作品《芬·马六明在长城走》成交价为26.4万港币，洪磊的《紫禁城的秋天》和《我梦见我被倒挂着听宋徽宗弹琴》分别以21.6万港币、9.6万港币成交。
●2006年2月14日，纽约索斯比拍卖行
美国著名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1904年摄于长岛的《池塘月光》以292.8万美元的天价成功拍卖，成为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