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判监视居住
他砸过吉他，踢过音箱
他到纽约预备“影响美国音乐界”
谢天笑：你不会觉得我反对商业吧？
□本报记者程绮瑾
“让我们用摇滚来庆祝中国的生日。”今年国庆，在广州增城举行的一连六天“中国摇滚大会”上，谢天笑用电吉他弹奏了《国歌》，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的场景只有四个字：热血沸腾。
这一举动，被很多媒体拿来与吉他之王吉米·亨德里克斯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摇滚节上用电吉他演奏的《星条旗》相提并论。
更早一些，在9月份举行的北京流行音乐节上，谢天笑和他的乐队在舞台上摆了4张中式脚凳，搁上两架古筝，在吉他、贝斯和架子鼓的伴奏下，与古筝手张巍一起狂飙古筝，成为那次音乐节上观众情绪最热烈的一场演出。“唱国歌我的确是受了吉米的影响，那天刚好是国庆，也算是应景。”谢天笑说。
没钱交房租才浮躁
谢天笑从小是在老师打骂下长大的，至今对学习仍有抵触心理：“我也没做什么过分事情，也就是骑别人自行车没告诉别人，或者把别人自行车弄坏了之类的。”
终于有一天，谢天笑因为包庇了犯盗窃罪的朋友，被判监视居住。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搞古典吉他的老乡给他看了唐朝的演出照片———长头发、戴耳环、牛仔裤、皮夹克。“我就是觉得他们很帅。”他那时还不知道有“酷”这个概念。
1991年，他为了当“很帅”的人，只身到了北京。“父母听说我要去北京，很伤心。他们差不多以为我疯了，就像看了《少林寺》就要去少林寺学武功似的。”
父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刚到北京，谢天笑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北京大街上逛，只要一看见留长头发的人，就冲上去问对方：你是不是搞摇滚的？
就这样“混”了4年，1995年，谢天笑搬到了圆明园画家村。还是搞古典吉他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一些真的搞摇滚的人。
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乐队，朋友的乐队演出时，他经常会冲上去，说：“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歌，”然后一把抢了别人的吉他就开始唱。
听的歌曲多了，他知道了砸吉他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涅槃。
1998年，谢天笑在北京西单参加一个演出，那是一个大场子，台下挤了一两万人。唱着唱着，他突然觉得歌词再也无法平息自己心中油然而生的愤怒。接下来，他当着一两万人，把吉他硬生生地给砸了。“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砸吉他，台下的人都惊呆了。”
砸完吉他之后，他顿时感到心情大爽。但第二天醒来，谢天笑突然醒悟过来：砸完吉他，自己用什么？那是一把700美金的美国二手吉他，“现在想起来还蛮心疼的”。
熬经过一段没有琴用的日子，一个美国朋友又送了一把吉他给他。再后来，谢天笑发现，只要自己砸了吉他，总会有人再送一把新的来。
不光砸吉他，踢音箱、毁鼓……谢天笑几乎跟舞台上所有的家当都发生过冲突：“那时砸吉他不是表演，是真的觉得有太多悲哀，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发泄。”
“过去没人准我这么做，我做得特别爽。现在别人邀请我做，反而没意思了。”谢天笑所说的“邀请”，是一些主办方会主动送他一把吉他，要求他在现场砸掉，有的甚至会将这要求写入演出合同。
虽然不喜欢，谢天笑还是会接受类似的安排。除了砸吉他，有时候主办方还会要求他跟舞台前后左右的观众打招呼，或者招呼观众站起来一起唱。在近两年的演出里，谢天笑有接近一半的砸吉他，是事先安排好的。
“每次做完，我都觉得特别恶心。你本来特别愤怒的事情，结果被别人利用了，有一点像颠覆了你的纯洁的感觉。”谢天笑找了个折中的办法：不砸，把吉他扔在那里。
“你没有觉得我反对商业吧？”谢天笑从不讳言商业，他甚至反复跟记者确认，“我没有给你这个误会就好。”
他的道理很简单：“你做音乐就想出唱片、想演出，公司给你出钱，你这次没有让他赚到钱，他下次就不会再给你出了。如果一做摇滚乐就赔钱，别人就不愿意做，最后摇滚乐就失去了本应该得到的市场。”
今年世界杯期间，谢天笑在央视一个体育节目里唱了摇滚，“经纪人告诉我，这个节目现在比春节联欢晚会收视还要高，你去演一次，可以少做十次采访，事半功倍、一本万利的意思。”
为了配合电视台录影效果，谢天笑接受了经纪人的安排，放弃了真弹吉他：“在央视，你可以假唱，可以不假唱，但吉他肯定不能真弹。电视台只要图像好看，声音没有那么重要。”对他而言，有比声音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我在小酒吧演出，可以挣5000块钱，但是如果我扩大了知名度，在体育场演出，就可以挣5万块钱。同样的演出，为什么不去演5万？”
妥协的结果虽然没有一本万利，但从那之后，谢天笑的出场费从不到1万元涨到了两三万，每个月的演出也多达20多场。
商业化的趋势会不会让谢天笑的音乐状态变得浮躁？他的回答很直接：“如果没有钱交房租，可能更浮躁，可能做不动了。”
在纽约“荡起双桨”
谢天笑出唱片的经历并不算特别曲折，1999年，谢天笑跟嚎叫唱片签约，一年之后，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冷血动物》。
“我在水里，也在陆地，阳光照射着我没有意义／我在梦里，在你怀里，我在草里非常隐蔽／飘在水上，一切正常，咀嚼着泥，我很忧伤／趴在树上，并不惊慌，很长很长时间才会死亡”。谢天笑带着自己作词、作曲的《冷血动物》，受邀参加了德克萨斯音乐节，在音乐节上，乐队结识了美国制作人比尔·伯特雷尔。伯特雷尔1980年代是美国一线音乐制作人，曾经跟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大牌歌星合作过。
按照谢天笑的说法，伯特雷尔看中了他们的音乐，邀请他们到美国发展，做他们的北美唱片制作。谢天笑对国内音乐界灰心丧气，跟伯特雷尔一拍即合。
伯特雷尔的工作室在加州，谢天笑却认为纽约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由于没有跟伯特雷尔签定任何合约，所以谢天笑拍拍屁股就去了纽约，独自去实现“雄心壮志”———影响美国音乐界。
谢天笑带着1000美金到了纽约，一星期钱就花完了。那时“9·11”刚刚过去，纽约经济受挫，谢天笑打了一圈电话也没找到工作。最后，他去了一家中餐厅，洗盘子、切菜、做米饭、倒垃圾，12个小时之后，谢天笑毅然辞职：“我干吗到美国来受这个罪？”
第二天，谢天笑找朋友借了把吉他，开始在地铁站卖唱。地铁站里墨西哥人唱民族歌曲；黑人打鼓；谢天笑唱鲍勃·迪伦。谁会来听中国人唱美国人的歌？一天下来，他挣了40多美元———刚够交房租、吃饭。
第三天，谢天笑转移到唐人街附近的地铁站，专挑《在那遥远的地方》、《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中国歌来唱，路过的华人纷纷给钱。同样唱了两个小时，他赚了60多美元。谢天笑高兴地打了辆林肯回家。
卖唱持续了一段时间，谢天笑知道自己是没办法影响美国音乐界了，他决定返回加州，重新会合“冷血动物”乐队。开始伯特雷尔原计划的演出和专辑制作———所谓演出，也不过是和美国二三线乐队一起在副舞台演出。
“如果同样两个没听过的乐队，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观众肯定选择听中国的。因为好奇。”让谢天笑不爽的是，这些人听听，也就走了。为了让那些人“不走”，谢天笑不断在音乐中加入中国成分，比如《再次来临》配乐里的古筝。
周润发拼不过李小龙
谢天笑并不会古筝。2003年回国后，他找到了“布衣乐队”的吉他手张巍来弹古筝———这是一支来自宁夏的乐队，以西北民谣风格为主，《疯狂的石头》的配乐就是他们做的。
张巍小时候学过5年古筝，但并不喜欢，他觉得古筝是女孩子弹的东西。13岁时，他开始听摇滚、学吉他。张巍民乐底子已经很厚了，他父亲所在的京剧团每次外出演出时，都会用大卡车拉上一车乐器。张巍一直盘算着，自己有一天要完全用那些乐器做出好的音乐。
张巍自己平时也会尝试用古筝与吉他编排乐曲，多是民谣风格。但他所在的“布衣乐队”，古筝并不十分重要，他更多时候负责弹吉他。
与谢天笑的合作，让他的古筝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古筝在“布衣乐队”是一个简单的配用乐器，而在谢天笑的乐队是“一种代表中国的色彩”，他可以做很多新尝试，比如用拨片来弹古筝。
张巍并不同意谢天笑每首歌里都加入古筝的想法：“古筝的特色是五声音阶，如果拿它来演奏升降音没有必要。有些效果用琵琶、小提琴也能完成，何必一定用古筝？”
张巍强调对古筝的深入理解，谢天笑跟着他学了一段古筝，谢从小不爱学习，最终他决定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发挥，或者说，用弹吉他的方式弹古筝。
每当张巍不能跟谢天笑一起演出时，谢天笑就自己弹奏古筝。当两人同时出现就会按自己方法互飙古筝。往往是谢天笑还没玩熟古筝，张巍就要求要用两架古筝的对话分出层次。
谢天笑一直尝试把中国元素加入摇滚里：“过去我很迷惑，如果我面对西方人做摇滚音乐，中国人可能不接受，中国人比较喜欢看到西方化的音乐。而西方人喜欢看到有中国特点的乐队。我觉得不能介于两者之间。”谢天笑说。
2005年，谢天笑推出第二张专辑《谢天笑X.T.X》时，他还在担心中国人会不会喜欢。
专辑发行后，谢天笑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是在一个酒吧里，当晚雨很大。谢天笑想肯定人不会多。但是他到的时候推门，门竟几乎推不开了，楼上楼下挤满了人。酒吧里正在放他的第二张专辑，所有人都在跟着唱。
从那场演出开始，谢天笑慢慢发现，连爱好京剧的父母，对他加入民乐也表示了赞赏：“民乐一多，感觉那个音乐档次更高了。”
“李小龙为什么那么成功？就因为功夫是中国的东西；周润发为什么到不了这个成绩？因为他完全靠表演，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谢天笑很喜欢自己打的这个比方。
现在谢天笑火了，已经开始准备和二手玫瑰联合举行全国巡演。12月开始，敲定了大连、长春等五六个城市，广州也在洽谈中。巡演不准备找赞助商，希望全部依靠票房回收。谢天笑觉得，自己的身价在明年3月会有比较大的涨幅，因为明年3月他要出新专辑，专辑预期销售是20万。
(P1186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