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石岩
“在技术超卓的时代，我们有太多利器去轻易改变一个城市，而面对中国城市的巨大变迁，我们仍希望这是城市生命自我演变的过程。”这是11月4日，望周刊杂志社、清华大学和易道公司主办的城市规划论坛的主题。
前麻省路政管理局主席马修·阿莫瑞乐带来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用技术利器改变城市的案例———波士顿滨海高速公路改造。这条以近150亿美元身价荣膺“美国历史上最大公共工程”的地下高速公路，就工程规模而言，被人称作“大隧道(Big Dig)”，可以跟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地下输油管线、胡佛水库相提并论。
然而，在有全国若干城市规划官员、学者、英美同行参与的这个论坛上，“美国最大”并不十分吸引眼球———对中国来说，它并不是最大。
中国天津“海河复兴计划”有一个缩写G.D.P———The Golden Dragon Project(“金龙起舞”计划)，投资1800亿人民币，与三峡工程预算不相上下，都超过了波士顿的150亿美元。按照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秦川的规划构想，全长72公里的天津母亲河两岸将被改造，预计20年完工。改造项目包括“传统文化商贸区”、“都市休闲娱乐区”、“中央商务区”和“智慧城”。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青把规划局前停的小汽车的数量看作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如果有一天大家发现规划局没人找了，中国经济肯定在下滑。”但现在，规划局的生意好得很，而且规划的区域越来越大，从一条街道、一个小区扩展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
上海规划局副局长汤志平列举的以福禄寿三星造型作为高层建筑外立面的“本土经验”引发与会者很多笑声。从1949年到现在，他所在的城市上海建造了6亿平方米的建筑，差不多等于10到15个老上海。从1993年起，几乎每一天，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都有一座8层以上的建筑拔地而起。这个城市近10年的建设量与香港50年来的建设量相仿佛。“市场太好。设计师来不及细想，就大量拷贝。”汤志平说。
中国正在用占世界人均水平40％的耕地和四分之一的水资源，进行着世界平均能源消耗水平3.1倍的城市化建设。吴良镛院士在论坛主旨报告中警告。
到处都在破旧立新。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边兰春称北京几十年的旧城改造是“社会运动式”的。
在中国狂飙式的都市运动中，政府、地产商、规划师和建筑师是主角。然而在论坛的自由讨论阶段，“公众参与”却几度由听众提出来，成为热门的话题。
“过去我们有过太多的经济主导和文化主导，什么时候才能以人民为主导？当每个院落产权细胞都保持活力的时候，整个城市自然是有活力的。”新华社记者、《城记》的作者王军说。
深圳罗湖区旧城旧村改造办公室主任孟丽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深圳1万多‘握手楼’(握手楼是形容楼距很近，双方可以从窗口或阳台上伸出手去，互相握到对方的手。)就是居民们自己改造的结果。”她的观点在各位规划局长中引起了“共鸣”。
“公众参与并不是程度越高越好。老百姓都是按照利益最大化来决策的。为什么大多数民主实践都只能在基层进行，道理是一样的。”赵燕青说，“百姓的参与应该是像公司征求股东意见那样，最后决定还是要政府来做。我们在厦门漳州几个项目投票的效果看下来，结果实际上在投之前就知道了，他们肯定是选花钱最多的，因为老百姓不付款、不负担。这种毫无悬念的假民主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想，政府在多大的程度上把这个权利交给老百姓，取决于老百姓真正拥有财产权的状态。”
“按照理想状态，规划师应该是社会主义者，否则你很难想象坐小汽车的规划师如何设计公交系统。既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代表谁的利益，现在我们规定，规划人员必须到老百姓中听听他们的意见。”杭州市规划局副局长何明俊说，他们对此并不抱太多希望，因为“99％的居民同意拆迁和99％不同意拆迁，给我们带来的阻力实质是一样的”。
“我想我们谈到公众参与的时候要定义一下，这个项目是由谁出钱的。”马修·阿莫瑞乐说，“比方说我们做公园，这部分当然需要公众的参与。我们透过市民委员会，倾听他们的希望，以此来保证我们做出的公园，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波士顿是政治上非常活跃的一个城市，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希望能够倾听大多数人的心声，但是同时希望项目往前走。在倾听大众意见的时候实际有一个限制，因为你有经费限制、资源限制，没法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符合每个人的需求。但不管做什么，我们其实都希望能够保证让人民觉得他们花的钱是可以回收的，他们心里的想法是受到政府倾听的。”
曼彻斯特市委执行副主席伊蒙·博兰认为，在公共工程中，应该区分好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边界，并不是所有公众意见表达的都是对公共利益的关切，而很可能是一己私利。他举了一个例子，“伦敦研究在市中心收费研究了20年，最初，老百姓50％以上投反对票，但现在，他们已经慢慢意识到限制市中心的交通流量的好处，这个比例已经降低到30％”。(P1189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