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明辉
2006中国（广州）纪录片大会昨天闭幕，在这短短的5天里，记者接触了许多内地的纪录片导演、制作人，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新面孔。“新生代”李磊、“中生代”朱春光、有着电视台背景的“资深”导演姚国发，三位代表着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特点的纪录片导演向记者述说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坚持以及对业界的反思。
●“新生代”李磊：“要生存就要有妥协”
26岁的李磊从400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DISCOVERY探索频道“新锐导演计划”的最终6位优胜者之一，明年可以获得资助拍摄纪录片《昆虫摄影师》，而且有机会利用DISCOVERY的平台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播出。“现在的压力很大，不过我也很高兴，因为拍纪录片一直是我的梦想。”
李磊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他热爱大自然，所以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青少版《博物》做文字记者；他喜欢纪录片，所以早在2003年便花了3000元用DV拍摄了第一部作品《寄望草海》。后来他报名参加“新锐导演计划”，不仅要拍纪录片，还要拍和自然有关的纪录片，于是《昆虫摄影师》“出炉”了：“主角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一个自然影像摄影师，我希望能通过片子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群体。”
说到国内纪录片人的状况，李磊说“很苦”：“我有不少朋友在做这一行，独立制作人真的很苦，说句难听的，很多人饭钱都拿不出来。”要生存就要有妥协，“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有时会接些活来做，比如为企业拍宣传片之类，有了钱再拍纪录片”。李磊是幸运的，从“新锐导演计划”中胜出后，他全部心思放在了《昆虫摄影师》上：“片子主要在北京拍摄，我还想去海南，因为就昆虫资源而言，那边更丰富———这不是我刻意安排的，我那位摄影师朋友本来就计划在明年春季到海南拍摄昆虫。”
●“中生代”朱春光：“如果没开花结果，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
李磊给记者的感觉是朴实中带有锐气，隐藏着事业刚起步的得意，而比他更早地受惠于“新锐导演计划”、已拍摄过多部作品的朱春光，相比之下则显得更沉稳，对业界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也许大部分做纪录片的人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持，朱春光表示一辈子都会从事这项工作：“我除了干纪录片之外做不了别的了。”但是这一行的困难非常多，朱春光虽然不愿意透露自己已砸了多少钱，但也坦白地说到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前我是替已有的项目做导演，相对来说压力不大，2005年和朋友成立了‘镭纪录片工作室’后，完全是自己投资。一年下来，就看这一次（今年的纪录片大会）能不能出成绩。大家都在很艰苦地坚持，靠的是热情，如果没开花结果，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坚持下去。”朱春光带来的作品是《莎士比亚梦想》，讲述中国有一批儿童为了学英语，死记硬背莎士比亚名著，引起社会的争议。他表示卖片情况还比较乐观，已经和来自加拿大的片商达成了初步协议。
他不讳言，目前国内的纪录片导演如果没有电视台支持，大多只能靠国外市场支持。目前他手头上的加拿大合作者，就是去年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结识的，随后又在德国莱比锡“HOTDOC”纪录片节上继续深谈下才促成了合作。但他强调其实国内市场才是根本，“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很多人永远在幻想国外的市场如何如何，我去过欧洲、美国，那里的市场真的很大吗？不见得。中国人拍的东西，它的主要受众群应该是中国人才对。”
●“资深派”姚国发：“很多题材我们不敢拍”
在记者接触到的导演中，人称“发哥”的姚国发是最资深的一位，他1987年进入广州电视台，一直从事纪录片摄制工作，《琴童》、《阿八姑》都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分别入围法国FIPA第十九届国际电影节以及第九届纽约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他今年带来的作品《月缺》，更是他历时六年的心血之作。
和李磊、朱春光不同，姚国发代表着纪录片人的另一个群体———属于电视台编制的创作队伍。可以说他所遇到的困难，要比独立制作人少得多。或许正因为如此，姚国发才能花上六年的时间拍摄《月缺》。“拍摄的机器，后期制作的设备和场地，台里都有，人员的配备更是没有问题。”采访的过程也会异常顺利，“下到农村，当地的人都很配合，因为广州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在他们眼里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虽然资金和人员充足，但姚国发也有遗憾之处：“有时候我也羡慕他们（独立制作人），他们的选择更广泛，他们敢拍的题材，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拍。”他又说：“不过，他们真的不容易，就像是赌博，一部小制作，随便就花几万块，多一点的就是十几万元，收入又跟不上，反映发廊打工妹生活的纪录片《姐妹》，导演就是我的朋友，他拍了4年，4年里没有一点收入，幸好这部片后来卖得很好，不然他可能也得转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