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后我跟书店的缘分会越来越薄了，一是因为我看书越来越少，二是有了网络购书经验。
■作者：江南藜果(水边吧掌柜)
一
约在1985年的时候，我辞了公职，在我老家浙江台州，和另外两个人合伙，开过一家书店。因为是三个人合伙，我起了个名就叫做“三人书屋”。这个店名，当然跟当时、之前和之后全中国很多的“三味书屋”没有关系。我的私心里，有关系的是“三人行”这句话：当时我一介文艺小青年，以为自己在散漫、平庸的小镇上是很进步的，好为人师嘛。跟人解释起来，却说：你们随便来三个人买书，就是我们的老师了。
这家“三人书屋”，在还没有店址的时候，就很火了一把。在筹备阶段，我们进到了一批《射雕英雄传》。当时重印世界名著的风头好像过去了，正在风行武侠，但书从大城市发行到小镇会有很大的时间差，小市民们苦于只听得见书名却一书难求。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借了文化馆的门口摆摊，一两天就把几百本书卖完了。等到有了店址，我们很精明很奸商地，把《萍踪侠影》的定价涂抹掉，再适量自定价格，照卖。
因为这个小小的胜利，我就对我们的小书店的前途怀着大信心。
然而，好景不长。一方面，我们先下手进到的武侠书，镇上唯一的新华书店也有了；另一方面，我毕竟是怀有文化理想的文艺青年嘛，大面积填充着书架的，还是文史哲和艺术类书籍。而在这第二个方面，我们可能一种书进五本，只卖出一本，剩下的我们三个人每人分一本，还得剩一本没人要。
这样，我的文艺青年的以书店传播文化薪火并借此发点小财的伟大理想在半年后就破灭了，乖乖回学校当英文教师，同时乖乖领了一份警告处罚书。
二
1995年，我在广州天河立交桥下的臭水沟边，开始了更伟大的水边吧生涯。这一次，我没有借酒吧传递文化的冲动，最想的就是老老实实卖点酒。在我水边吧的隔壁，开了一家七星书舍，主事人是老熟人朱子庆。朱是广州文化人，供职于出版社，办书店应该会有如我当年小青年般的文化冲动，因此，每周就有讲座等学术活动。七星书舍的前四期活动还是我帮着张罗的，记得最火的最后一期是以西藏文化为主题的，可见社会上的西藏热那时就开始了。但此后朱文化人就不要我帮他张罗了，我忖度可能就是因为我搞了西藏这种过于大众化的话题，跟他的高蹈派的精英思想有点不符。同时，水边吧的生意日见红火，七星书舍高蹈着很有文化的活动却一步步沦落了，最后改成了另一家酒吧，被水边吧的一名服务员小华接手。
三
广州最被我佩服的有文化的书店，就是博尔赫斯书店。它一共待过四五个地方。它的开张，应该是在1993年或1994年，我当时所供职的《粤港周末》就是第一个报道它的媒体，被派去采访的，就是我本人。
博尔赫斯书店的第一家，是在广州美术学院校园内，店主陈侗因对南美洲文学的推崇而以其作家之名为店名。它很快开了第二家店，在洗村对面的一个住宅小区，因为面积比它的第一间大，所以讲座这些文化活动就在这里举行。我当时就住在冼村，所以它的讲座我基本都去听。
最后博尔赫斯书店坐落在了怡乐路一栋小楼的楼上。我最后一本购自书店的书，就是在它那里买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那是因为，因为旧书，虽然它也像我们当初卖《萍踪侠影》那样改了定价，但还是便宜得离谱。那一次去博尔赫斯书店，我当然不是为了去买书，而是，带一名文艺女青年去参观广州这么一个我很敬但远的文化遗存。
四
我的不买书，是很早年就发生的事了。因为在广州近廿年，我都居无定所，即使我8年前自购了一间屋，因为那间屋被我做成了水边吧，用来卖酒和招待那些爱或不爱书或文化的酒徒了。在广州搬家十几回，每回最烦的就是好几箱的书，犹如鸡肋，弃之可惜，留着吧又不看；又重，搬完后凌乱得很，整理起来费时。所以，早就不买书了。
2003年我中风后，发现自己有了文字障碍，对书更是疏远了。2005年，康复得还好，精神也渐长，觉得不读书终算不得斯文人，就在每日的下午，我踅进我水边吧所在的暨南花园的一间毫无特点的小书店，翻一二个小时的书。所读多是小说，阎连科、贾平凹、余华、王安忆……都一本接一本翻。想把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一系列也都翻遍，但终因时间和精力不济而作罢———水边吧2003年开始没落后，多是我一个人在料理，进货、搞卫生、卖酒、做下酒菜、陪酒、陪笑……
我这辈子买的最后一本书，不是在书店，而是通过网络。那是上个月刚发生的事，买的是薛忆沩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
我想，以后我跟书店的缘分会越来越薄了，一是因为我看书越来越少，二是有了网络购书经验。除非书店做得很像咖啡馆和酒吧，可以坐在里边边看书，边享受各色的招待服务和“交友”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