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眼中的马季

　　□本报记者夏榆

　　○“他特别怕别人说自己是艺人，他认为自己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文艺战士。”

　　○“社会上流传说我父亲在‘文革’当中打过侯宝林先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有时候他会很看重荣誉，但有时候他又会不在意。”

　　○“他是一个幽默感极强的人，但即便是跟家人，也不透露内心的隐伤。”

　　———央视主持人马东这样看待父亲马季

　　2006年12月20日，马季因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2岁。

　　马季辞世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发来唁电：“惊悉马季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谨向这位给群众经常带来欢乐的老艺术家，表示敬意。愿他独具风格的相声艺术，和为观众喜爱的音容笑貌永留人间。”

　　12月24日，早上7点左右，数百名群众在中日友好

医院门口为马季送行。8点40分，马季遗体抵达八宝山革命公墓，上万名群众自发赶来参加马季先生的追悼会，民众中有人打出横幅：“马季您走好。”“笑星陨落，欢乐长存。”

　　2007年1月1日，在马季辞世两周之后，马东沉浸在对父亲的思念中。

　　父亲隔断了我和相声的接触

　　马东开始形成记忆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时间是1972年。

　　那时候对父亲的认识是，“除了知道他是我父亲，其他都不知道”。

　　幼年的马东对父亲是干什么的根本没概念，只知道他朋友很多，经常把各色人等带回家，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走马灯似的来，走马灯似的去。

　　马季带回家里的朋友大都是广播说唱团的一些老人儿，唐杰忠、赵连甲、李文华、郝爱民是家里的常客。那时候人们经常“串门”，吃东西，聊天，很随意。

　　马季最初是住在北京西城马相胡同一带，西直门内大街附近的一个大杂院。

　　那时候，马东在上幼儿园，父亲很忙，很少送马东到幼儿园，偶尔一两次去送，马东就记得格外清楚。

　　“那时候没有电视，认识他的人也不多，偶尔碰到认识的人，就会打招呼，我去幼儿园的沿路跟他打招呼的人会很多。那个时代没有明星，即使你是一个抛头露面的相声演员，很有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围着，或者怎么样。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点头，用点头表示一种善意和尊敬。”

　　1987年，马东去了澳大利亚：“当时是出国热，父亲很愿意我出国。因为父亲在13岁的时候，有过一段离家的日子，他是去上海学徒。他可能觉得一个男孩子离开家，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在澳大利亚，马东从事的工作和相声没有关系，和电视也没有关系。1994年，结束海外漂流，马东回国，开始新的生活。先在电影学院念书，念完书以后到了电视圈，先在

湖南卫视主持谈话节目《有话好说》，因话题锐利而被取消。马东转道北京，加盟央视主持《挑战主持人》和《文化访谈录》。

　　记者：还能记得第一次看父亲说相声的情景吗？

　　马东：我没有看过，其实。我看到父亲在剧场里演出，大概已经20几岁了，那是1994年，在澳洲。因为我小时候，他是不让我到剧场去的。那时有很多相声演员的子弟、家属会常年在后台玩，在剧场里面玩，我是不会的。他是不会让我去他演出的地方，也不会让我去他工作的单位玩。

　　记者：对他工作的地方，你也没有好奇吗？

　　马东：会好奇的。那时候他们经常会去电台，去录音，录音其实就是把一个相声录成磁带，然后在电台里面反复播，那时候相声的主要传播手段是电台，所以经常会去录音。当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西直门附近，离月坛很近，月坛原来有一个很高的发射塔，父亲以前就给我讲，电波就是从这个铁塔里面传出来，再传到收音机里面的。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录音就是爬到铁塔上面去录，我这样说他就乐，告诉我说，对，是。这个就是我对他工作的好奇和想象，从这里你也能看到，我对他的工作状态是完全不了解的。

　　记者：你父亲为什么不愿意你到他工作的地方？

　　马东：我从小就被父亲隔断了和相声接触的所有可能性，因为他是从业余相声演员转成专业的，可能是因为他是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业余爱好转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他应该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一代演员，终其一生他对于艺人这个词非常敏感，他特别怕别人说自己是艺人。因为那时候不像今天，歌星说自己是一个艺人，演艺人才。那时候说艺人，就是老艺人，是旧社会过来的，低人一等的，属于三教九流里面下九流的这么一种人。他其实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相声演员，很早就入党，1956年就是共产党员，他认为自己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文艺战士，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对艺人这个词特别敏感。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所以对于世家，世代都说相声，他可能是很反感的，他不见得是反感别人，他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变成这样。他可能也看到了一些个———比如说相声世家的子弟，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里面，身上所带有的一些气质，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可能不喜欢，所以他隔绝了我和他这个圈子联系的可能性。

　　记者：对相声你就没有好奇吗？

　　马东：有，我从小特别喜欢相声。因为无论再怎么隔绝，毕竟耳濡目染，会受很多很多的影响。我会喜欢看相声的书，听传统相声的段子。我记得小时候，小孩都缠着要大人讲故事，我爸没空理我，他那些同事，来家里玩的，我就缠着要给我讲故事，我印象特别深，比如李文华来我们家，我缠着要他给我讲个故事，他就会讲一个单口相声给我听，我现在知道这个单口相声叫《日遭三险》，是刘宝瑞的一个传统相声。你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其实很喜欢相声，首先是它的表达方式，它那种语言节奏，作为语言艺术来说，他有很多高级的东西。我中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听着相声睡觉的。就是每天晚上，拿一个录音机，放一盘磁带，听着睡觉。因为家庭的熏陶，我对相声从小就很喜欢，至少是一种爱好，很强烈的。但是我从小就知道，我爸是不可能让我说相声的，我也不可能从事这个职业。

　　记者：那时候你爸照顾你很多吗？你的伙伴怎么看你的父亲？你会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吗？

　　马东：我爸照顾我的时候不多，他不是那种顾家的人。我印象当中，一年12个月，有8到10个月他是在外地演出。小的时候，对父亲的骄傲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但是我的父亲包括我母亲，也一直特别警惕我身上的优越感———就是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所以你身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优越感。我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我的小学同学，到今天我们已经有30年的交情了，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是出去也好，到哪儿也好，他们是不提我父亲的，他们知道我有这个避讳，我们是有这个默契的。

　　记者：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你在旅途，或者在街巷，你会在喇叭里听到父亲的相声？

　　马东：经常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我父亲成名很早。他从1950年代进入广播说唱团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之后，通过广播的传播，他就已经成名了，只是那时候很多人没有见过他。所以在“文革”前，他的知名度在全国就很高，中间经过“文革”的停顿，之后恢复，他又开始恢复创作和表演的时候，又开始被观众知道了，我父亲是最早通过电视被大家认识的相声演员。

　　毛泽东说，还是下去好

　　马东10岁时见到过侯宝林。“那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知道侯先生在那边，然后我爸的同事带我过去。

　　“我走到侯先生跟前，我叫声爷爷就躲开了。就是这样。这是我惟一的一次见到侯老先生。”

　　侯宝林在当时是什么样子，说了什么，马东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对于马东来说，相声的世界其实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尤其是人。

　　“对相声作品我很熟，因为我家里爸爸收集了全套的侯宝林相声集，我对于相声作品从小就很熟，但是对于从事相声的人，其实我是非常陌生的。后来就是我爸的很多徒弟，很多学生我也几乎不熟悉。”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侯宝林和马季经常被请去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那时候中南海有个小舞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较爱听相声。

　　记者：在1950年代，侯宝林和你父亲经常会被请到中南海说相声，这些事情你父亲跟你讲过吗？

　　马东：我知道的，我很小就听我爸讲。去中南海演出，我听说夜餐特别好，演出完以后，安排一顿包子吃，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一顿包子吃很难得。我爸觉得夜餐特别好。

　　他们那个时候经常去中南海，基本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能见到主席或者总理，毛主席爱听的是一些小段儿，娱乐性特别强的，因为他不想听那些思想性政治性特别强的，他爱听的尤其是传统段子中的那些小东西，他听相声就是娱乐。周恩来就更注重我父亲他们新创作的东西。有时候总理见到父亲他们会说，几个月没来了，去哪儿了？说是下基层去锻炼了，去农村。总理问有什么节目没有？拿出来听听。父亲就把新写的相声说给他们听，主席也会听，曾经听完了主席说：“还是下去好。”———这是我父亲受益终身的一句话。

　　记者：周恩来好像还会具体作一些指示，他对相声的表演似乎更关心。

　　马东：有一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国际比赛，是中国八一队对朝鲜二八足球队，裁判员是朝鲜二八带来的，这场球是二比一朝鲜胜了中国，有少数球迷就认为不公平，就围在运动员退场的地方，有500多人围着起哄，就不让他们退场，就不让裁判员退场，警察出动维持秩序，客人们退出去了，这500多人不死心，跑到朝鲜大使馆门前闹事。这个情况被人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恼火，那天正赶上父亲去那里给周总理演出。总理问了父亲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写一段相声批评一下这个现象，在每次国际重大比赛前广播一下，教育我们观众，我们输球不能输人，我们是个大国，马季你能完成任务吗？”父亲站起来说可以。总理说什么时候给我听？父亲说下星期。回到家，父亲就写了一个叫《球场上丑角》。一个星期之后见到总理，总理日理万机，头脑清醒得很，一见面就问父亲：我给你的任务完成没有，父亲说写了一个。总理说演给我听，父亲就和当时的搭档于树友表演，演完以后，总理说很好嘛。

　　记者：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没有别的政治家喜欢相声？

　　马东：有，像贺龙、陈毅，他们也喜欢。当时大家都建议相声演员改穿中山装，或者青年装、列宁装什么的，陈毅就曾经说过，还是应该穿大褂，不穿那个就没有意思了。他们俩也是父亲经常会在中南海的舞会上碰到的。

　　记者：据说是江青不喜欢相声。

　　马东：她应该是不喜欢相声的。

　　记者：相声好像到“文革”期间就中断了。“文革”的时候，相声处于沉寂的时期。那时候，你父亲在做什么？

　　马东：父亲1967年结婚，结婚时就在挨斗，包括我生下来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当时的———比如说和侯先生一起挨批斗。挨批斗就是大家一起去蹶着，每天都是批斗会。大概一直到1969年年底，所有这些“牛鬼蛇神”全部下放到干校去劳动锻炼，他就被下放到了东北嫩江的干校锻炼。后来随着林彪的一号令撤到了内地，就是河南周口的五七干校，这两段干校生活加起来大概有3年多时间。按照我母亲的话讲，就叫生死未卜，就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文革”当中，这样的事情很难测，什么事情都能发生。他们在干校时，很多同行没有信心了，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再说相声了，想着回北京以后去拉板车卖菜。

　　记者：据说侯家和马家有过心结，起因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你父亲打过侯宝林先生。

　　马东：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因为我父亲不在了，他在的时候他不会说———就是社会上流传说我父亲在“文革”当中打过侯宝林先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社会上说我父亲在凤凰台的《鲁豫有约》里默认了这一点，这是绝对没有的，你可以拿《鲁豫有约》节目的原文来看，鲁豫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父亲说那个年代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当然有人会把它理解成我父亲的一种默认，但其实无论是相声界，还是相关的知情者，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我父亲打过侯先生，这种传言是事出有因的，不是说无中生有，但是这个传言起自哪里，现在大家讳莫如深，因为涉及到许多前辈，就是相声界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是尊重前辈的，尤其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就不愿意再回过头来翻这些旧账。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父亲打侯先生，没有这回事。

　　记者：但是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马东：我只能说，绝无此事。至于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也不只是我们，有很多人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不必深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觉得父亲在《鲁豫有约》说的一句话是对的，他说“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人所做的荒唐的事”。

　　相声的死去活来

　　相声在“文革”后的复苏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四天，父亲就拿出了一段相声叫《舞台风雷》。”马东对父亲的兴奋之情记忆犹新。“因为他是在家里写的，就是几天不睡觉，好像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用一段相声去讽刺‘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几天之内父亲就把《舞台风雷》的相声写完了。”

　　此后，讽刺“四人帮”的相声作品相继出现，《白骨精现形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等等，相声成为荒凉的中国文艺最早被解冻的一只春燕。

　　随后有了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有了电影《苦恋》、《小街》、《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文艺作品。

　　“其他艺术形式的完成，需要一个周期，只有相声最快，只要写出来，两个人一排，就出来了。”

　　马季重新被公众所熟悉是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晚会，马季恢复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工作。当时的“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找到马季说你得写一个东西，咱们搞一个晚会。这台晚会后来就由马季和唐杰忠主持，当时写了一个叫《成语新篇》，春节晚会就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里举办。现场录制完拿到中央电视台播。那个时候是中国政治解冻的时期，社会在拨乱反正，共和国迎来新的春天，民众也再次发出欢乐的笑声。

　　记者：据说在“文革”，全国播出的惟一的相声是你父亲的《友谊颂》，为什么他的相声会允许播出？

　　马东：相声在“文革”中断了，就是“文革”的时候很少有相声，但是父亲的《友谊颂》意外地被允许播出。《友谊颂》是歌颂坦赞铁路建设的，歌颂中国帮助非洲兄弟修建坦赞铁路事迹的。那是1973年的作品，其实这个相声是在1972年就写出来，1973年录音的，这个相声在“文革”当中为什么能够出来呢，里面有很多机缘巧合。当时是没有相声的，当时我爸他们从干校回来之后，开始参加一些游园演出，五一、十一，经常在中山公园，或别的什么公园有游园演出，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记录片，拍游园的纪录片的时候，就拍到了父亲的这个相声。“文革”当中相声中断了那么多年，现在拍到了相声。当时那个新闻纪录片被拿给中央领导审，当时是姚文元负责审查，不知道是没在意还是怎么的，就审查通过了，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出现了相声。纪录片里出现的这个相声让整个文艺界闻到了一股新的气息——就是说相声可以有了。跟着广播电台就找来了，既然新闻电影制片厂能够播相声，我们电台就应该可以播，接着电台就开始播这段相声。因为那段时间对于相声来说，是一个干旱的年代，所以有一段相声出现，就会迅速传遍全国，那时候所有的电台都在播这段相声。

　　记者：还能记得父亲第一次出现在“春晚”上的情景吗？

　　马东：当然。那是1983年。第一届春晚。我父亲不光是出现在春晚，他还是春节晚会的策划人。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就找了一些成熟的演员，尤其是像我父亲这种创作型的演员参与创作，好像还有王景愚、姜昆等人。第一届“春晚”，我父亲承担了从策划到撰稿，到主持、表演，一系列工作。

　　那时候的“春晚”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正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严谨。它中间的过度和衔接都是由几个演员串的。当时父亲就是当一个联欢会搞的，没想到这个联欢会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

　　记者：那时候是你父亲最繁忙的时候吗？

　　马东：其实他一直很忙。父亲从1956年进入广播说唱团，到2006年去世，他应该是忙忙碌碌50年，这50年当中，他的节奏就没有停下来过，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踩着风火轮至死，就是每天都是忙碌的，忙碌的一生，但他是壮年的一生，精力充沛，一直是处在一种创作和表演的兴奋状态，直到他去世前两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从来没有跟我这么说过，他说我老了。

　　记者：你父亲很在意别人给他的“大师”桂冠吗？社会称他“大师”，他自己怎么看？

　　马东：我觉得他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生活能够得到某种形式的肯定，为之付出了一生。有的时候他会很看重荣誉，比如像“终身成就奖”，称他为艺术家，包括去国外，人家谈起相声的时候，称他为相声“第七代传人”，这些他很重视。但有时候他又会不在意，别人说这说那，他无所谓，他说我就是个说相声的。说你是大师也好，说你是相声的旗帜也罢，他其实不是很在意。他在意自己的艺术被肯定，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不太在意自己的位置，不在意自己在今天的相声界处在什么位置，但他在意自己付出一生的辛苦所追求的艺术实践被社会认可。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个性和性情是什么样的？

　　马东：他的个性有两面性，第一，他从事这个工作，他是非常乐观的人，他是一个幽默感极强的人，这是他的天赋，就是看待世界，看待生活，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往往什么事他都能给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玩的角度，看到什么，就把它描述出来，这几乎是他的职业本能。但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是一个不肯表达自己的人，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这么多年的艺术生活也好，政治生活也好，他承受了很多不理解和委屈，当然这是必然的，从那个年代过来，大家身上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东西，但是父亲是那种有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的人，即便是跟家人，也不透露内心的隐伤。

　　记者：他会把什么样的事情忍下来？

　　马东：具体我不好讲，他自己也不讲，跟家里人也不讲，我们只能猜测。他的性格里面就是有特别内向的地方，有心事也不会透露。

　　记者：现在对父亲，你有没有感觉遗憾的地方？

　　马东：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艺术家，生命都是戛然而止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父亲在他人生巅峰时期，他的艺术生命戛然而止，应该说他是圆满的，他有50年的艺术生涯。但作为人的一生来说，我觉得他欠缺了15到20年的老年生活，因为今天的生活条件好了，今天的人很容易健康长寿，父亲缺少晚年的一段生活，他少了几年得享天伦之乐的时间，这是我的遗憾。(P1195544)

　　

　　马季(1934－2006)，原名马树槐，河北省宝坻县人，中国新相声代表人物图片由马东提供

　　

　　马季与马东的合影，摄于1969年图片由马东提供

　　

　　马季、常宝霆与傅锦华在中南海演出《刘三姐》，摄于1959年图片由马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