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年说相声

　　□口述薛宝琨(南开大学教授)

　　□采访本报记者夏榆

　　2006年年末马季的突然去世，使相声再次成为传媒的焦点话题。本报请来三位相声有缘人，他们的话题是相声的兴衰起伏、相声的江湖恩怨……

　　薛宝琨是1961年认识侯宝林的。

　　当时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广播电台做编辑。薛宝琨很早就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北大毕业做论文也是关于相声语言的研究，就在去广播事业局报到之前，薛宝琨听说广播文工团说唱团缺少创作员，结果他没有到文艺部报到，而是到说唱团当了创作员。

　　去广播说唱团报到的当天晚上，侯宝林正在演相声。薛宝琨就躲在侧幕边上看。侯宝林演的是他拿手段子《戏剧杂谈》，第一次在侧幕间看到侯宝林的时候，薛宝琨非常激动，其时，侯宝林已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全国政协委员。刚出大学校门的薛宝琨对侯宝林满心仰慕和尊敬。演出结束，薛宝琨被人引荐给侯宝林。

　　侯宝林为人很热情，非常有风度。但是他的一句话刺激了薛宝琨，侯宝林说：“别看你是北大的高材生，你干这行还得从头学。”薛宝琨自此跟着侯宝林，几乎所有的演出都跟着，天南海北不管多远都去。侯宝林有演出，薛宝琨就为他提道具，演出开始就躲在侧幕看。

　　薛宝琨因研究侯宝林被评为副教授，又因研究相声晋升为国内惟一的相声学教授，现为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他著有《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等15本共300余万字的著作，是侯宝林研究的权威。

　　在舞台的侧幕，他目睹了一代相声艺术大师的表演风采，也见证了相声艺术的兴衰。

　　最初相声场子里没女人

　　旧社会所有的艺术行当里，曲艺是最低的。

　　戏曲演员比如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要比侯先生他们高。侯先生跟我讲，人家瞧不起曲艺，尤其瞧不起相声。一个京剧的三流演员要过生日唱堂会的话，找一帮艺人到他家去演出，你得乖乖地去。曲艺界的大王比如刘保全———曲艺界唱大鼓的第一把手，他过生日要请一个三流的京剧演员到他家里去，都不会有人去。曲艺里面，尤其瞧不起的就是相声，相声很长时间是不允许进入剧场的。

　　1940年代相声才开始进入剧场，1940年代以前，相声在什么地方呢？撂地摊儿，就是在马路边儿上，或者在平民聚集的场所，比如天桥，那是三不管地界儿，穷人聚会的地方，那里有块地儿，搁几条板凳，叫做风来吹，雨来散，刮风减半，下雨全无。看天气吃饭，风一吹，就没有人了，大家就饿着，雨来了，大家就散，刮风减半，一刮风的时候，人就很少了。那时候说相声的零打钱，演一段，拿个钵子讨钱，跟人说好话，说自轻自贱的话来羞辱自己，讨好观众，说相声的人在社会上地位很低。相声表演内容也很不堪，经常是胡说八道，生理的、伦理的，爸爸儿子、肚脐以下三寸的地方，就在这儿来回转悠。就是靠这个哗众，吸引人，实际上是下层人民宣泄压抑的一个场所，

　　原来在相声场子演出的时候，没有女观众。有一位老太太去看相声，他们里面有一位相声演员就把老太太劝走了，上别处去吧，老太太说我想听相声，您别听这个，我们这儿不说人话，老太太说，你们不许说人话吗？

　　说黄的，说荤的，说带性刺激的东西，不光是相声演员，连四大名旦在演出时也穿得很暴露，胳膊抹上白粉，一个很有名的京剧演员，上台的时候从嘴里拿出两个假牙来，用这个找噱头，演员穿旗袍，烫头发，露大腿，叫作色艺双全，不光要有艺术，还要有声色。那时候开始有女演员、女艺人出现，在这以前还都是男艺人多。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这样，曲艺也是这样。艺术竞争很激烈，大家口袋里拿不出钱，今天挣了活儿，明天不知情况怎么样，艺术肯定往下来。相声演员就不光演相声了，去演幕表戏了，像现在的小品。什么叫幕表戏，就是我给你一个提纲，今天你们俩演戏，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在台上你一定要把他弄死，什么词，什么情节我不管，这两个人去商量，商量还有什么台词，全靠即兴发挥，就像现在的消费文化一样。那时的相声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低级下流的段子非常多，黄色的段子大概不下100段，规矩人不许听相声，谁家孩子去，回家就挨一顿打，听相声是学坏的开始。

　　侯宝林走红以后穿西装

　　侯宝林先生让相声从下三滥的状态，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侯宝林是在天津走红的。在1940年以前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几乎到了走投无路，1940年以前，侯宝林去过沈阳，到那儿也被冷落，回到北京依然被冷落，然后就跟郭启儒搭伴儿，1940年两人就到天津，到天津当天就叫响了。演出到最好程度是，相声只能唱到倒二，不能压轴，不是最后一个，是倒数第二个。他演到了大轴的地位，就是最后截底，从他那儿开始，相声可以在最后一个。我们现在的欣赏习惯也是，最后一个是最好的。那叫大轴。然后他的包银就上来了，薪俸、工资就拿到大轴的钱，他认为拿到大轴的包银，不仅生活提高了，也给相声露了脸。到了1943、1944年就拿到大轴了。他在天津红到什么程度？他白天和晚上要有两家剧场，晚上还要跑五家电台说相声。那时候，他已经可以跟那些很有名的艺人同台演出了，唱梅花大鼓的金万昌、唱京韵大鼓的刘保全，就是他同台的名角。

　　相声演员在过去都剃光头，穿大褂，走在街上穿的都是布衣，侯宝林红了以后就穿西装，留分头，用现在的话就很时尚，同行人看见他就说：哟，侯先生怎么着。天津人说话，哟，你人了，人了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意思。侯宝林先生说，我人了怎么样，我难道就不应该做人吗？

　　1950年，侯宝林参加了相声改革小组，这个小组有党的文艺工作者、有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有像老舍这样的平民作家。老舍也给侯宝林他们写段子，他们的段子也让老舍去听。适逢建国初期，相声艺人的状态都很灰暗，对前途没有信心，他们认为相声这套玩意，骗得了旧社会，骗不了新社会，赶紧趁着年轻力壮去改行。侯宝林认为共产党不会取消相声，是相声不争气，所以一定要改，首先改的就是相声里面污秽的语言、下流的内容。

　　侯宝林成为“新相声”的代表，他的《婚姻与迷信》、《买佛龛》、《衣冠害人道》，以新社会新人的视角回看旧的时代，他以善良和温暖的幽默讽刺旧时代的荒诞。

　　马季用相声打麻雀

　　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初，马季开始跟随侯宝林先生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

　　马季1956年正式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相声演员。当时的领导确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当马季的老师。其中侯宝林为责任老师，几位名师教一个，侯宝林形容当时的马季是“千顷地，一棵苗”。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演的都是些小段子，让老人家休息，一高兴就完。演过《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一起给毛主席演。开始大家都还紧张，他的秘书说毛主席不需要你们教育，你们就演个好玩，让老人家开心。演出的时候毛主席就那么细细地听，听完以后，站起来，跟侯宝林和马季一一握手。

　　毛主席说了一句令马季永生难忘的话：“还是下去好。”

　　马季去世，大家认为马季是新相声的代表人物，但是歌颂不是他发明的。

　　马季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1956年参加全国会演的时候，就被侯宝林和当时的团长白凤先生看中，然后调过来。马季他过去很喜欢相声，泡相场，对相声很熟悉，虽然他没有向侯宝林他们老一辈拜过师，他没有科班的训练，而且那时候也不可能教你传统的东西，而他自己又是共产党员，时代又这么召唤他，我想马季写新相声，写歌颂相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他性格的必然，马季在这个期间写了一些歌颂相声，《登山英雄赞》、《登山小八路》、《找舅舅》。至于那些相声现在还有没有美学价值，那是见仁见智。

　　歌颂相声为什么会起来，一是大家从感情上说觉得旧的不好，新的好，特别是艺人，他们都感激新社会，他一定要歌颂，按他们的话就是时代的要求。相声演员和别的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一起，紧跟时代潮流，比如打麻雀。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号召除“四害”，麻雀是“四害”之一，那时候我在北大念书，我们每个人都拿一个洗脸盆出来，就在院儿里敲，麻雀不敢落，好多麻雀心脏破裂掉下来。1958年以后的新相声和其他所有的文艺样式一样，助长了社会的浮夸风。

　　相声的传统功能———讽刺被消解，讽刺遇到了困难。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认为共产主义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在检讨自己的保守思想，晚自习的时候，食堂的人把门推开，送冰激凌，白吃，食堂吃饭的时候，花生米随便吃不要钱，新华书店无人售书，不几天书就都被偷光了。

　　歌颂相声就是这时候出现的，歌颂相声的第一人是东北一个艺名叫作小立本的演员，他写了一个叫作《社会主义好》的段子，这个段子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和情节，完全运用快板的语言，开始说什么机什么机，这个机那个机，这些机都是生产用的，最后为了抖包袱，就是苏联花布布拉吉，大家也笑，笑那种快捷的节奏和轻松的感情。还有《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相声已经完全没有艺术可言了。相声用来歌颂没有错，扩大相声反映生活的功能，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歌颂，这个歌颂的背景是什么，相声后来的歌颂变成了假大空，变成了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变成了对现实的粉饰。

　　从1961到1966年，相声在这段时间的发展还比较正常，但到“文革”就整个断掉了。江青不喜欢相声，认为是耍贫嘴，但是这期间也有相声，比如马季的《友谊颂》，还是能听到。

　　不光是相声有歌颂，所有的艺术都在歌颂，郭沫若带头歌颂，《十三陵畅想曲》那就是歌颂共产主义快到了。老舍先生留下来的《茶馆》，是建国10周年的作品，但是老舍先生的《茶馆》为什么流传至今，因为它真实，不管歌颂还是讽刺，只要真实，就不会失去艺术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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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拍摄电影《游园惊梦》时的集体合影，左起：于世猷、赵连甲、刘宝瑞、侯宝林、马季、郭全宝、张英图片由马东提供

　　漫画家方成根据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创作的漫画，反映了旧时代戏园子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