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电视大视野

　　□尹鸿

　　2006年，电视的新闻硬功能越来越软，电视的娱乐软效应越来越硬，选秀、作秀、造秀似乎成了电视的主旋律。

　　前景是“歌舞升平”、“明星云集”，而后台，背景则是舆论引导、市场经济、文化多元的大社会格局。

　　选秀：狂欢无罪，拷贝无聊

　　2006年，《超级女声》继续强势出击，而中央电视台《梦想中国》也高调出场，试图与湖南卫视一争高下。两强之后，不甘示弱者甚众———

　　

东方卫视不停地选秀———《加油！好男儿》、《雪碧我型我秀》对《超级女声》形成了两路夹攻；紧接着，《舞林大会》、《创智赢家》也隆重亮相。

　　江苏卫视拿出了双人组合为特点的《绝对唱响》；山东卫视的《天使任务》在济南和广州登场，为偶像剧《会有天使替我爱你》选择女主角；湖南卫视的《名声大震》，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北京电视台的《红楼选秀》等等都粉墨登场……

　　选秀风之所以异军突起，其文化消费原因是这些节目充分利用了真人秀的手段，利用观众的参与，从海选过程中累积了差异性欲望和理想，让观众“自己”去发现、培育了各种与目前线上那些过度包装、过度精致、过度非人化的明星完全不同的娱乐偶像。

　　选秀明星以其差异性，甚至反常的差异性，如似男化的李宇春，似女化的施洋，包括强壮的蒲巴甲，柔韧的宋晓波，都以一种文化的多样性和极端性，代表了多元观众的价值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甚至无意识投射。选秀，为中国电视屏幕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个性，也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狂欢。

　　当然，所有的差异性都是因为稀缺而存在的，当我们无数的选秀节目以及节目之后对秀星资源的重复使用，都贪得无厌地放大了这些差异性，过度地消耗了这种差异性，以至于选秀的差异性就变成了新的同质，观众对差异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很快就可能被消耗殆尽。对于中国电视来说，跟风、复制、模仿，走同样一条独木桥，似乎已经是一种习惯性循环。“焦点访谈”带来的“焦点”热，“正大综艺”带来的“综艺”热，“欢乐总动员”带来的“欢乐”热……都是中国电视将差异性变成同质性的典型案例。选秀无罪，但全民选秀、全电视选秀也许却难脱其咎。

　　泛真人秀：还是西方的更道德

　　如果说《超级女声》是“强真人秀”，那么《非常6＋1》则可以称为“泛真人秀”。2006年，泛真人秀的时代已经来临。“真人秀了吗？”成了中国电视的时尚。

　　事实上，从2001年开始，中国电视就在国外真人秀节目的诱惑中蠢蠢欲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广东电视台、北京维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都是最早尝试将“真人秀”本土化的先行者。

　　《非常6＋1》、《金苹果》、《绝对挑战》等老牌的真人秀仍然在改版，在更加真人秀化，而更多的新真人秀则此起彼伏。中央电视台的《重走长征路》、《奥运舵手》、《全家总动员》、《交换空间》、《赢在中国》；上海电视台的《走通黄浦江》；浙江卫视的《夺宝奇兵》、《天生我才》；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整容真人秀《天使爱美丽》；湖北电视台的竞技真人秀《疾风31》等等，都是对国外各种真人秀的模仿、移植和改造。

　　真人秀扩大了中国电视的文化视野，普通人成为了“领衔主演”。

　　不过，真人秀不是庸俗和道德沦丧的代名词。中国媒介常常不娱乐，或者只知道用低俗的方式娱乐。其实，欧美的真人秀，特别是开路电视中播出的真人秀，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道德，勇气、自信、协作、理解、关怀，甚至爱，往往成为《幸存者》、《天鹅》、《学徒》、《急速前进》、《极端改变》等主流真人秀的共同主题。如何在娱乐中传达共同情感和人性价值，是中国娱乐要面对的一道关。

　　栏目剧：开故事会了

　　2006年，电视台“故事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据统计，在全国省市级60多家电视台中，都设有故事性节目或栏目。访谈型的如《鲁豫有约》、《艺术人生》、《天下女人》、《名人面对面》、《决策者说》和《天下父母》等；专题性的如《讲述》、《拍案说法》、《背后故事》、《财富故事会》和《诉说》等，还有大量的法制故事栏目。四川卫视，索性将自己定位为“故事频道”，即以电视剧(虚拟故事)、新闻(正在发生的故事)和专题(真实故事)为主干，实行板块化、无障碍编排。此前，重庆卫视也提出了要打造“中国电视版的故事会”和“麻辣中国故事频道”。

　　2006年“故事会化”的最大特点是将“真实故事”虚构化，成就了大量所谓的“栏目剧”。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将新闻栏目剧化，开出《本塘第一剧》，于2006年1月1日开播，其故事大多是在本地真实新闻素材上进行改编演绎，在保留新闻真实性、时效性的同时，又增加许多戏剧元素。栏目一周时间内便在杭州市网收视率突破2.7％。《爱情魔方》是湖南卫视2006年新创的一档栏目剧，内容大部分是爱情悲喜剧，男女主角基本上是邀请专业的年轻演员或者演艺新人，播出不久即进入“中国电视剧排行榜”榜单。重庆的《雾都夜话》，也定位为栏目剧，自2006年起每天晚上8点播出，每天一集，标榜“形态生活化、内容平民化、演员群众化、语言地方化、情景真实化”，成为重庆卫视最有地方特色的高收视率栏目。

　　故事化与平民化，成为中国电视的救命稻草。栏目剧一方面更加贴近本土、贴近民间、贴近生活，一方面也节约成本、节约资源、节约创意。栏目剧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故事化的小品，其成败都系于其简约直接——成于日常，败于粗糙。

　　电视相声化：全凭嘴一张

　　中国电视的教育体系、制作体系、观念体系常常倾向于制造概念化、模式化、空洞化、伪严肃化的内容和表达。当电视的神秘性、崇高性、稀缺性被电视频道的泛滥和电视内容的商业化所化解以后，中国电视在公众面前，突然像被剥光了衣服一样，变得手足无措。

　　相声资源进入电视不算是新鲜事儿，汪洋等主持人就是相声演员出身。但2005年，随着郭德纲相声风靡一时，电视界普遍找到了一种救治电视的装腔作势、脱离大众的良药。所以，相声话语、相声演员进入电视，变得高度自觉。一批相声曲艺演员大摇大摆地闯入了电视主流。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同仁们，不仅频繁出入于各种综艺节目、谈话节目中，而且在情景喜剧《小房东》等电视剧中也是频繁出现。齐鲁电视台甚至还推出了一档自称为“曲艺新闻”的节目《拉呱》，主持人也是一位相声演员，在节目中被角色化为小么哥。这档相声化的新闻，已经成为山东的一档王牌节目，在济南地区的收视率接近20％，收视份额可以达到60％－70％。

　　德云社的“自白”似乎能证明电视相声化的意义：“纸扇长，醒木方，穿大褂，站桌旁；祖师爷留下说学逗唱，洒向人间笑一场。梅花雪，绿茶汤。金牌匾，粉皮墙。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德云社里心舒畅，一壶热茶慨而慷！东西南北超级棒，管什么世态炎凉！”这种游戏人生、快乐人生的民间智慧风格，改变了中国电视长期以来浓妆艳抹、不说人话的虚空状态。

　　当然，中国电视根深蒂固的同质化冲动，也很可能会迅速将电视的相声化变成共同性，从而消解其对中国电视的建设性意义。

　　学术明星：敲的是暮鼓还是晨钟？

　　依靠专家身份和专业话语活跃在电视屏幕上的专家早已有之，其中最典型的大概就是余秋雨了。但2006年，经过多年摸索耕耘的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却在长期的默默无闻之后，一跃成为“星工厂”，而且造就的是以学者身份出现的所谓“学术明星”。

　　《百家讲坛》找到了故事化、系列化、现实化的话语叙述方式，找到了容易雅俗共赏的古代故事为核心题材，同时也找到了塑造具有特殊个性、独特表达的学术人物的包装方式。由于媒介、网络和出版业的互动，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冉冉升起，不仅以其“学术性”，而且也以其差异性，甚至性格上性别上的特殊性获得了某种“公众性”，俨然成为娱乐化大背景下另一道特殊风景。

　　尽管有不少人批评这些电视明星将学术庸俗化、将知识实用化，甚至有这样那样可以原谅和不可以原谅的学术疏漏或谬误，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确成为了公众与学界之间的桥梁，将过去永远只在精英殿堂中供奉的知识，通过电视传媒传达给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大众。乃至有人诟病，他们讲述的就是评书。

　　是否是评书并不重要，学术明星们，确实是在用通俗的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梳理。当年，鲁迅曾经偏激地劝告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最好是一本都不读。他担忧的是，被理学家们改造过的中国历史典籍包含了太多的愚民毒素。但愿电视上的读古热，不成为暮鼓而成为晨钟。

　　大国崛起：反省居危自安

　　尽管制作者一再申明，央视二套在这样的时刻播出12集具有鲜明政论色彩的电视专题纪录片《大国崛起》是一种偶然，但更多人似乎更愿意将《大国崛起》的出现看成是一种必然。其实，在1980年代，电视专题纪录片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越来越走向娱乐化和感性化。《大国崛起》尽管在并不强势的中央二套节目中播出，却不期然地成为了海内外关注的热点。各种主流媒体、网络博客、网络论坛都随处可见对这部电视片的评论、感想和推荐。不少人在评论电视片内容的同时，还对中央电视台能够在娱乐风潮中，制作和播出这种“严肃”探究世界历史进程和大国崛起规律的“严肃”节目，表现出由衷的敬意甚至兴奋。

　　据说，作者们是因为中央政治局曾经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产生了制作这部电视片的冲动，试图呈现世界各主要国家500年兴衰历史的规律。显然，它是“为时而作”的。在当今感性膨胀、娱乐风行的媒介环境中，《大国崛起》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媒介理性价值，它将历史考察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学术思考与电视呈现相结合，全球意识与本土立场相结合，“用镜头触摸历史，用历史感悟未来”，为观众提供了在500年历史跨度中反思人类现代化进程，反思国家兴衰规律，反思今天的世界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机会。

　　对《大国崛起》本身的评价，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严格来说，现在也缺乏在主流传媒上产生和表达独立思考和深刻思想的条件。但“《大国崛起》热”，却为媒介和媒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并非只有那些呼天抢地的煽情故事，刀光剑影的历史传奇，纸醉金迷的造星运动，歌舞升平的豪华仪式，才能够得到大众的喜欢。2004年的《故宫》，2006的《再说长江》、《大国崛起》，还有不久前放映的《圆明园》，都成为公众关注的带有政论性的历史文献记录片，这一方面证明了媒介还没有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娱乐感性的冲击下，完全放弃自己担当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它也证明了观众并没有因为娱乐感性的泛滥而完全失去理性思考的兴趣。

　　当然，批判性、反思性理性对于观众和对于这些宏大叙事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宏大叙事的陷阱往往在于，我们究竟是站在什么地方编织这个宏大宫殿的。在“大国崛起”的叙述中，也许还是包含了太多的想象和粉饰。其实，一个居安思危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凝聚力的民族，更何况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在居危自安。

　　黄健翔：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06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90分钟比赛进行到倒数15秒时，意大利队获得点球。黄健翔开始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呼喊着“意大利万岁！”“让澳大利亚人回家去吧！”这种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注定了要成为一个事件。尽管几乎所有的专业媒介从业人员对这段解说，都颇有微词，认为谁也没有权力以“一个人”的好恶来强奸那些与你的“好恶”不同的所有观众，他也不应该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破坏媒介看门人应有的相对平衡，但当黄健翔面对来自各方面压力的时候，多数的网民舆论都坚定地站在了黄健翔的一边。甚至溢美说，“健翔在不自觉时，在自己的阵地上，以自己的方式做了一名斗士”。大众的这种立场，既体现了大众对媒介人、媒介个性的一种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大众那种反抗控制、反抗模式化的意识和无意识。

　　年终，黄健翔再次成为媒介焦点。不知“解说门”事件是原因呢，还是本来就是一个预谋，黄健翔辞职央视再次引起轩然大波。由于中国电视人太缺乏阳刚之气了，所以，许多人在支持黄健翔的“叛逆”行为的同时，也在释放一种“弑父”的快感。于是，黄健翔成为了一个叛逆的“明星”、个性的“偶像”，而所有这些其实又成为一种商业资源，将使更多的人来为媒介埋单。

　　无论黄健翔本人是有意无意，在商业社会中，作秀是一种宿命。

　　总之，2006年的中国电视，更草根更本土，更丰富更民间，更相互学习和相互模仿。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电视除了挖空心思地娱乐，似乎很难有其他重要的事实可以供我们记忆和言说。电视作为公共媒介的雷达功能、晴雨表功能、镜像功能都无可奈何地淹没在狂欢功能之中。2007的中国电视，还会继续泛真人秀、泛选秀、泛娱乐、泛故事、泛模仿，电视媒介日益渐变为娱乐媒介。当然，公众能够有机会在电视上自娱自乐，本身已经是媒介的一种历史性进步了。只是希望这种草根性、民间性，不要过早地被商业和种种权力逻辑改造为一种伪草根、伪民间，从而失去它的鲜活和生动。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中心主任、教授

　　

　　学者变明星，于丹乐了

　　

　　选秀，尚雯婕火了

　　

　　泛真人秀，小崔哭了

　　

　　相声变主持，小么哥欢了

　　

　　喊完万岁，黄健翔撤了